基层矛盾多起于细微，一垄菜地、一片山林、邻里口角，如若处置不及时，极易积小怨为大矛盾，演变为长期难解的治理难题。今年以来，新晃侗族自治县步头降苗族乡立足乡镇政法委员由人大主席兼任的体制特点，创新打造人大与政法联动的工作机制，推动人大代表下沉网格、扎根群众一线，依托“遇4说事”接待日、院坝调解、全程督办等务实举措，把矛盾调处关口前移，让大量邻里纠纷、权属争议化解在田间地头、家门口。截至目前，全乡人大代表累计调处各类矛盾纠纷57起，化解率达93%，多起陈年积案实现实质性化解，为苗乡基层治理注入温暖力量。

人大代表在“遇4说事”接待日接待群众。

下沉一线，变“被动知情”为“主动靠前”

以往基层矛盾处置多遵循“群众找干部、干部逐级报”的固有模式，人大代表多停留在会后知情、事后参与，难以第一时间掌握群众诉求、介入矛盾调处，导致部分小纠纷拖成老问题。

为破解这一治理短板，步头降苗族乡人大主席团重塑代表履职体系，将52名乡人大代表按选区就近编入全乡178个微网格，定岗定责、包片联户，明确网格内矛盾隐患必知、必到、必调，推动代表从“会议代表”转变为“基层哨兵”。结合当地农历逢4赶集的民俗习惯，常态化开设“遇4说事”接待日，群众赶集之余即可就近说事、随心倾诉，打通民意收集的“最后一米”。

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代表统一建立台账、分类处置：简单纠纷现场劝解、当场化解；复杂问题梳理汇总、逐级上报；办结事项逐一回访核验，形成“发现—调处—督办—回访”全闭环工作机制。代表长期生活在群众之中，熟乡情、懂民意、接地气，能够更早发现邻里苗头性问题，能以最小成本、最快速度疏导情绪、化解隔阂，实现矛盾纠纷由“事后灭火”向“事前防火”转变。

院坝谈心融法理 邻里旧怨就地化解

乡土治理，贵在共情，难在攻心。针对乡村邻里纠纷多、积怨深、对立情绪重的特点，代表们摒弃生硬说教，在农家院坝、田间地头现场调解，用乡音讲情理、用真心化矛盾。

人大代表在院坝调解群众纠纷。

黄阳村有两户村民因屋旁菜地边界问题争执多年，从日常口角升级为损毁农作物，双方积怨越来越深。乡人大代表彭华军在网格走访时掌握这一情况后，联合熟悉双方情况的代表就地开展院坝调解。调解现场，彭华军不急于定是非、判对错，而是耐心倾听，让当事人充分表达。依托苗乡“邻里相亲、守望相助”的淳朴民风，彭华军邀请村内老党员、老前辈共同参与劝导，情理并重疏导矛盾双方的对立情绪。待双方心态平和后，工作人员现场丈量土地、明晰边界，当场敲定地界、签订调解协议。事后，彭华军两次上门回访跟进，巩固调解成果。如今，两家彻底冰释前嫌，日常生产生活互帮互助，多年邻里疙瘩彻底解开，真正实现“纠纷不出院坝、矛盾就地清零”。

闭环督办破积案 疑难纠纷件件落地

面对宅基地相邻权、山林权属、历史遗留等错综复杂的疑难矛盾纠纷，简单的劝解难以治本。步头降苗族乡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监督作用，建立“代表接访、主席团交办、全程跟踪督办”的工作机制，让陈年积案有人盯、复杂难题有人办。

双溪村一对同胞兄弟因宅基地相邻权属争议纠缠多年，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村委会多次调解均未成功，兄弟关系一度剑拔弩张。群众在“遇4说事”接待日反映该问题后，人大代表彭柳珍与驻站代表实地走访核查，认为该案涉及历史档案和政策界定，需职能部门专业人员介入。随后，彭柳珍和其他代表仔细梳理问题线索，形成建议提交给乡人大主席团，由乡人大主席团交办至乡相关职能部门。

在问题处置过程中，彭柳珍全程跟进、全程监督，查阅历史档案、走访知情群众、向相关部门咨询政策，反复开展一对一思想疏导，逐条解读政策法规、细化调处方案，逐步消解双方分歧。

在代表全程督办、多方联动处置下，矛盾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签订调解协议，多年积怨彻底化解。不同于简单“和稀泥”式调解，该模式打通了民意表达与行政处置的联动渠道，人大代表既当好群众沟通的“润滑剂”，又做好部门履职的“监督员”，让疑难矛盾化解有依据、有流程、有闭环、有结果。

立足实际，步头降苗族乡通过盘活现有人大代表联络阵地，推动代表常态化下沉、沉浸式履职，以人大与政法联动机制为纽带，以网格巡查防隐患、院坝调解化小事、跟踪督办解难题，构建起“小事院坝调、难事交督办、件件有回访”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如今的苗乡村寨，矛盾少了、和睦多了、民心顺了，基层治理底色愈发温暖厚实。

编辑：杨柳      二审：蒋海洋      终审：王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