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土地流转规模扩大，部分农民不再直接从事粮食种植与储存，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丰收节失去了意义。丰收节的意义恰在“农民不种粮”的新语境下更加凸显：它以国家仪式的方式重构农民与农业的价值联结，将“种粮者”的尊严扩展至整个农业从业群体；它以“节日在场”对抗“生产离场”带来的身份焦虑，为流转后的农民提供精神归属与文化认同；它搭建城乡交换的制度化平台，使不种粮的农民仍能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同时，也应正视节庆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形式主义、消费红利分配不均、资本主导等风险，提出“避免节日悬空”的制度性反思。丰收节的根本意义，在于持续发出防止土地流转滑向“去农民化”的政治信号。

问题的提出：当农民不再种粮

2018年起，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其初衷在于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

然而，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在出现：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加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耕种土地。研究表明，保持现有规模、不参与流转依然是各类农户主要的土地处置行为，兼业化并不必然导致土地流转。但不可否认，在城郊地区、劳动力非农化程度高的村庄，土地向种粮大户、合作社、企业集中的趋势日益明显。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的柳孜村全村7112亩耕地全部改造为高标准农田，普通农户以流转方式退出直接生产。在这种格局下，一个疑问浮现：当农民不再种粮、不再储粮，为农民设立的“丰收节”，庆祝的究竟是谁的丰收？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跳出农民等于种粮者的单一框架。本文尝试在承认土地流转合理的前提下，论证丰收节的多重结构性功能，同时对其潜在风险保持批判性审视。

重构价值联结：从种粮者到农业从业者的尊严扩展

土地流转带来的第一个变化，是农民与土地的直接生产性联系的弱化。但这不等于农民与农业的价值联结断裂。丰收节承担着将“种粮的荣耀”扩展至“农业全链条从业者”的功能。

传统上，农民的尊严感建立在“亲手种出粮食”的具体劳动之上。当这一具体劳动让渡给承包大户后，原有的尊严来源面临被抽空的危险。丰收节的意义在于，它以国家仪式的形式宣告：农民的贡献不因经营方式的改变而消失。

这一判断需要学理化的支撑。农户分化研究区分了纯农户、一兼农户、二兼农户和类市民化农户等类型，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价值认知和土地处置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土地流转方式本身也有重要区分：土地租赁与以地入股在利益联结强度上截然不同。研究表明，以地入股方式的产业融合增收促进效应显著优于土地租赁方式，农民收入增长主要源于财产性、经营性和转移性收入的增加。

这意味着，农民与农业的联结强度是一个连续谱系，而非二元的种与不种。丰收节的“农民主体”应当是一个能够容纳这一谱系的开放范畴。从实践看，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玉兴镇整合9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联合总社，下设劳务服务、农产品开发、文旅发展三大专业子公司，联合总社资产总额达1270万元，年经营性收入突破300万元，累计分红82万元。在这一模式中，农民以股东、雇工、经营者等多重身份与农业保持联结，丰收节的“展丰收”展示的正是这种多元主体的共同成果。

对抗身份焦虑：以“节日在场”弥补“生产离场”

土地流转对农民最深刻的冲击，或许不在经济层面，而在身份认同层面。当农民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还是农民吗？这种身份焦虑，在城镇化进程中日益弥漫。

调查数据提供了有意义的参照：85.98%的受访农民认为丰收节的设立有助于提升生产生活积极性，93%的人认为丰收节有利于继承和传扬农耕文化，62.15%的人表示对共建美好生活更有信心。这些数据表明，丰收节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身份确认”的功能——它让农民看到国家对自身群体的关注与尊重。

但这里需要审慎区分：上述数据来自对农民群体的整体调查，并未专门区分“仍在种地的农民”与“已流转土地的农民”。对于后者而言，丰收节的意义可能更加复杂。一方面，他们需要被“作为农民”看见；另一方面，如果节日活动的内容完全围绕种地展开，他们又可能感到疏离。湖北枣阳东郊村的主场活动设计“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强调“让农民真正实现‘过节’而不是‘看节’”，这一表述的针对性正在于此。

更深层的问题是：丰收节提供的“在场”，究竟是实质性的还是象征性的？如果流转后的农民只是被邀请来“观看”和“鼓掌”，而节日的组织、决策、收益分配都由行政力量或资本主导，那么这种“在场”就可能沦为形式。福州市政协的一份调研报告已注意到这一问题，指出部分活动“局限于组织各类表演、农产品展示促销”，对农耕文化深层次内涵挖掘不够，商业化倾向偏浓，“农耕文化展示较少，农事体验感较差”。

搭建城乡桥梁：让“不种粮的农民”分享丰收经济

土地流转后，农民增收的逻辑发生根本变化：从“多打粮多卖钱”转向“多渠道分享增值收益”。丰收节在这一转型中扮演着经济中介角色。

2026年丰收节以“金秋消费季”为核心，“推动农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创造城乡之间的短期制度接口。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玉兴镇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具体样本：该镇依托玉屏湖生态资源打造“玉屏·山水间”品牌，布局乡村茶咖、民宿、特色餐饮等业态，今年已接待游客2300余名。对于已经流转土地的农民而言，这些文旅业态提供了租金之外的收入来源——无论是经营民宿、提供劳务，还是出售农产品。

然而，消费红利的分配并不自动惠及所有流转户。需要追问的是：丰收节带来的消费流量，在承包大户、工商资本、村集体和普通农户之间是如何分配的？在中部地区某村的案例中，企业提供品种和技术，农民负责种植，企业统一收购销售，农民“提高了家庭收入水平，以种植农业为主，不需要外出打工”。这种模式中，农民仍然保留生产环节，丰收节的消费红利能够相对直接地惠及农民。但在土地完全流转、农民仅收取租金的模式下，消费红利的分配链条更长，农民获益的不确定性更大。

更值得警惕的是资本下乡的“挤出效应”。一项覆盖9省19县42个乡村振兴示范村的调研发现，“没有一个农业项目是真正在经营农业的——基本都转化为非农化经营乃至房地产发展，带动农民和农村发展的作用非常有限”。土地流转最终变成烫手山芋，农民的土地租金难以兑现。如果丰收节的经济功能被资本主导，成为工商资本展示“乡村振兴政绩”的舞台，而非农民分享收益的平台，那么节日的意义将大打折扣。

从“节日悬空”到“制度在场”：丰收节的批判性审视

以上论证均基于一个规范性的前提：丰收节应当真正服务于农民。但实践中，这一前提并非自动成立。必须正视“节日悬空”的风险。

一是形式主义与“干部干、农民看”。部分地方丰收节存在商业化过重、农耕文化展示不足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某市举办“河豚节”规避审批、摊派费用，被中央层面公开通报批评。当节庆变成基层负担和“摆拍秀”，其“农民主体”的宣称便与实质相脱节。

二是节庆活动同质化。搜索结果显示，各地丰收节活动“局限于组织各类表演、农产品展示促销等”，对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和民俗文化资源缺乏深入挖掘。如果每个地方的丰收节都是“文艺表演+农产品展销+领导讲话”三件套，那么节日的文化内涵将被稀释为千篇一律的仪式展演。

三是消费红利的分配不均。如前所述，丰收节创造的消费流量在多大程度上惠及普通流转户，取决于具体的组织方式和利益联结机制。在缺乏有效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消费红利更可能流向掌握渠道和资源的经营主体。

这些风险的存在，并不否定丰收节的制度意义，但要求我们从“节日能做什么”转向“如何让节日真正发挥作用”。有研究指出，节庆赋能面临“政府热、市场冷”“流量昙花一现”“文化内涵稀释”等可持续性挑战，需要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治理框架。

防止土地流转滑向“去农民化”

丰收节最根本的意义，或许在于它作为国家仪式持续发出的政治信号。

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多年向丰收节致贺，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在土地流转加速的背景下，反复重申“农民主体”具有明确的政策导向：农业经营方式的变革，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

从实证数据看，土地流转确实具有显著的产业融合增收促进效应，土地流转使农业总收入平均提高129.6%，使家庭总收入提高81.1%。但这一增收效应的实现，依赖于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研究表明，以地入股的增收效果优于土地租赁，当龙头企业将先进技术运用到农业生产中产生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较低时，政府对土地托管服务进行财政补贴是必需的。

这意味着，土地流转的收益分配并非自动公平，需要制度性保障。丰收节的存在，使得“农民”作为一个政治范畴被持续标识。它提醒各级政府：在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始终追问“农民在哪里”“农民得到了什么”。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丰收节是对“去农民化”潜在趋势的制度性对冲。有学者在反思资本下乡时指出：“有的工商资本下乡虽然有动力和能力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但是并没有建立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反而形成了与农民的竞争关系。”丰收节以国家节日的规格年复一年地确认农民的主体地位，构成一种持续的政治提醒：农业的现代化，不能变成“没有农民的农业现代化”。

结语

越来越多的农民不种粮是一个事实，但它不构成否定丰收节意义的理由。恰恰相反，正因为农民与土地的直接生产性联系在弱化，才更需要一个制度化的平台来重新确认农民的价值、身份和利益。

但这一确认不能停留在口号和仪式层面。丰收节的意义，取决于它能否在以下三个维度经受检验：在分配维度，消费红利能否真正惠及流转后的农民，而非被资本和行政力量截留；在参与维度，农民是“过节”还是“看节”，是决策者还是被安排者；在制度维度，丰收节发出的重农信号能否转化为持续的政策约束，防止土地流转演变为农民被“挤出”农业的过程。

田野的“缺席者”需要在节日的“在场”中获得尊严，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在场”应当通向实质性的权利保障和利益分享。丰收节的锣鼓，敲响的不只是谷物的丰收，更是对“农民”这一身份在国家叙事中持续“在场”的确认。在规模化、资本化、技术化浪潮席卷农业的时代，这种确认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平衡力量——前提是，它不被形式主义掏空，不被资本逻辑收编。

编辑：杨柳     二审：蒋海洋     终审：刘青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