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每一处山水都有其独特的命运。有的因帝王封禅而名扬天下，如泰山；有的因神话记载而蒙上传奇色彩，如《山海经》开篇的招摇之山；还有的，则因养育了某个历史人物，而获得了与伟大对话的资格。湖南桂阳北部的群山，便是这样一片土地——它被认为是古籍中“多桂多金玉”的招摇之山，又以天塘山为核心，东连紫顶山、扶苍山，共同构成一道巍峨的山系。晚清名臣陈士杰，出生在这片山系的扶苍山脚下。他未必有意，却用自己的一生，在故乡的山与五岳之尊之间，留下了一道跨越南北的生命轨迹——后人称之为“桥”。

根的所在：扶苍山与陈士杰的生命底色

陈士杰生于桂阳州北乡泗洲寨，这是传说中招摇山系中扶苍山脚下的土地。王闿运所撰《陈侍郎年六十有九行状》开篇即言：“先世自江西迁桂阳州北乡，当宋淳熙时。至明益显，为州大族，号泗州陈氏。”这个家族的根系，在这片土地上绵延了六百余年。

少年陈士杰的生活是贫寒的。乡人传说他“挂角读书”，放牛时将书挂在牛角上，牛走到哪里便读到哪里。他去衡阳赶考时，母亲将三个盐鸭蛋用蓝布包了交给他兄弟俩路上吃，来回一个多月，兄弟俩吃了两个，还留了一个带回来孝敬母亲。这种叙事在晚清官员的传记中近乎模板——贫寒、苦读、孝道，是“寒门出贵子”的标准前传。但陈士杰的故事多了一个地方性的注脚：他与扶苍山之间，被赋予了一种宿命般的联系。

行状中记载了一则极具神秘色彩的故事：陈士杰十四五岁时，从乡塾回家，途经花园寨，登高望形胜，“忽然有用兵之算”。二十年后，当石达开率数十万大军经此，他果然在漼水畔的花园寨“以数百人败寇数十万众”。战后他忆起少年时的登临，恍然若梦，常对人说：“一战之兆，见于二十年之前，莫非天也。”

将战功归于少年时的一瞥，这是湘军叙事中常见的神异笔法。王闿运作为湘军史的执笔者，深谙此道。但如果我们暂时搁置“莫非天也”的感叹，追问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一个放牛读书的贫寒少年，如何在二十年后拥有指挥数百乡勇、对抗太平军精锐的能力？答案或许藏在那些被省略的细节里——他在此期间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参与了解救鲍超、建言湘潭之战等关键决策。花园寨的胜利，与其说是天启，不如说是湘军系统的经验下沉。

漼水（又称桂水）发源于紫顶山与扶苍山之间，向南流淌，流过扶苍山间的石塔，流过花园寨的古战场，流过七孔桥的凉亭。这条河流，见证了陈士杰一生中最辉煌的战绩。他晚年辞官归乡后，曾在七孔桥附近的凉亭上题联感慨此事：“荏苒半生，几度星霜催我老；纵横尺地，一番风雨庇多人。”漼水潺潺，仿佛仍在诉说着那段以寡敌众的传奇。

而发源于天塘山的白水则执拗西行，与向南流淌的漼水最终一同汇入湘江，奔赴洞庭。一西一南，恰如这片土地赋予其儿女的两种品格：叛逆与笃定，或曰，一种急于向外证明的焦虑，与一种安于故土的坚韧。

陈士杰对扶苍山的深情，尽数写入了他晚年所作的《重修扶苍山寺记》中。在这篇短文中，他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描绘了扶苍山的景象：“扶苍山居衡山之阳，去天尺五，登其颠而望之，见红日初升，如箕大赤珠，自水中滚滚而出，彩光澈天边，大观也。环绕诸山，俯视如儿孙，独此山昂出参天，故名扶苍。”

更令人动容的是，他将扶苍山与泰山相提并论：“余少时闻岱宗日观之胜，辄欲登泰山观日出，今扶苍山擅此胜境，近在里门，请与二三同志约，每岁之秋携斗酒曳短筇，高吟少陵纵目荡胸之句，何必东游乃小天下也？”

一个从未见过泰山的山村少年，为何如此急切地要将故乡的山峰与五岳之尊并置？这种“何必东游”的宣言，究竟是扶苍山真的“去天尺五”，还是一个尚未走出大山的读书人，为自己构建的精神高地？陈士杰本人或许并未意识到，这句话将在他的一生中构成某种预言式的张力。

行的远方：泰山与陈士杰的精神升华

光绪八年，陈士杰出任山东巡抚。这是他仕途的巅峰，也是他生命中与泰山正式结缘的开始。

泰山是五岳之尊，是历代帝王封禅之所，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对于任何一个受过传统教育的士大夫而言，泰山都具有无可比拟的文化分量。而陈士杰，这位来自湘南山区的子弟，终于有机会亲临他少年时便心向往之的“岱宗日观之胜”。

他在山东巡抚任上做了一件泽被后世的事——主持整修泰山盘路。光绪十二年仲春，工程竣工，他亲撰《重修泰山盘路记》，刻碑立于红门宫前。碑文曰：“泰山为五岳长，朝廷岁遣官致祭，抚是邦者，先后以时修治。山高六千七百级，怪石巉崖，下临深涧，行者时有戒心。士杰莅东之三年，命曹道清澄志、黄令麓中修补津梁，平易道路，盘曲处翼以石栏，凡二千五百二十丈，俾登山者有恃无恐，履险如夷焉。因念古人，当国事艰难险阻之时，必竭忠尽知，多方维持，使之转危为安。事虽大小不同，而其理则一也，二君勉之。”

这篇碑记被后世反复引用，作为陈士杰“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但如果我们注意到他此时的处境，或许能读出另一层意味：光绪十二年，正是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也是黄河决口频繁、河工腐败震惊朝野的时期。一个湘军出身的巡抚，在泰山修路的“转危为安”，是否也是一种对更大危局的隐喻性回应？“履险如夷”四个字，写在泰山的石栏上，也写在他对自己仕途的期许中。

王闿运行状中详细记载的他在湘军中的种种谋略——解救鲍超、建言湘潭之战、力排众议救王鑫、花园寨退石达开——无一不是“履险如夷”的生动实践。而他在山东巡抚任上治理黄河、修筑炮台、整顿吏治，更是“转危为安”的现实写照。

尤为珍贵的是，陈士杰在治理黄河期间写下了一首五古《感事》，深刻揭露了河工中的腐败：“大官似鲸吞，小吏如鼠窃。堆柴高十丈，中空如狐穴。议价十报千，发时复扣折。”面对如此“险阻”，他选择“亲驻工所，督率员弁实力堵筑”，试图用最笨拙也最有效的方式，一点一点将危局转化为安澜。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就在他于泰山刻下“履险如夷”的同年（1886年），其治河工程却因屡有决口、用人失察而受到朝廷申饬，“鲁人亦多不满”。那位在花园寨以寡敌众的“履险”者，最终未能将这份从容真正带入黄河的波涛——这或许正是他晚年“履险”而未能最终“入夷”的遗憾所在。同时，历史也将证明，个人的“转危为安”，终究挡不住时代的“履险入险”。

泰山盘路的整修，正是这种人生哲学的物化呈现——用坚实的石栏，让行人在险峻处“有恃无恐”；用精心的筹划，让国家在危难时“转危为安”。陈士杰把他一生的经验与智慧，都凝结在了这条通往泰山之巅的路上。而这条路的起点，据说远在千里之外的湘南——但真的是这样吗？还是我们在事后为他规划了一条过于清晰的“精神轨迹”？

桥的意义：一个人如何连接两座山

陈士杰的一生，恰好完成了从传说中的招摇山到泰山的生命历程。他出发的地方，被认为是《山海经》开篇的招摇之山，承载着华夏文明最古老的神话记忆；他抵达的远方，是五岳独尊的泰山，象征着国家正统与民族精神的巅峰。他从这片被后世赋予神话色彩的土地出发，带着时代与地域赋予他的坚韧、智慧与局限，走向泰山之巅；他又从泰山归来，带着更开阔的格局与更深沉的担当，反哺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山水。

这种“交汇”，具有深刻的精神意蕴——但更多是我们这些后人赋予的。陈士杰本人是否有过这种“对话两座山”的自觉？他在扶苍山上说“何必东游乃小天下”，在泰山上刻“履险如夷”——前者是未见过世面的少年意气，后者是历经世事的官员总结。这两句话之间，究竟是一种延续，还是一种断裂？当他站在泰山之巅看日出时，他是否真的想起了五十年前扶苍山顶的那个少年？还是我们已经替他完成了这个回望的动作？

一个更值得追问的现象是：为什么今天的我们，如此需要陈士杰成为一座“桥”？为什么桂阳需要他是“从《山海经》第一山走出的人”，而泰山景区需要他留下“转危为安”的碑刻？这种“被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历史联系，在多大程度上是当代文化资源的开发策略？

陈士杰晚年告老还乡后，在桂阳做了许多善事：创建龙潭书院、塔峰书院，办育婴堂，设粥救荒。他甚至支持自己的孙子陈毓英留学德国学习铁路工程。陈毓英归国后主持修筑粤汉铁路株韶段，第一次打通了南岭隧道。这种开放的眼光、务实的作风，与他在泰山修路时“俾登山者有恃无恐”的理念一脉相承。但这种呼应，是刻意的精神传承，还是晚清洋务派官员的通用配方？当我们将“修路”作为贯穿陈士杰一生的隐喻时，我们是否忽略了那些未曾被“修通”的部分——比如他晚年对时局的忧虑，比如他未能预见的海国图变？

山的证言：招摇山的精神依据

当我们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会发现陈士杰与这片山水的故事，远不止于个人命运的范畴。它为我们理解以天塘山为核心的招摇山系的历史地位，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不是来自出土器物，不是来自文献记载，而是来自一个真实走过的人生。

《山海经·南山经》开篇记载：“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关于招摇山的位置，历代学者多有考证。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首提“招摇之山，在桂阳”；清代王闿运纂《同治桂阳直隶州志》进一步锁定于“州地瑶山”；至1936年，《辞海》“招摇”词条明确注释“按桂阳即今湖南省桂阳县”；当代何光岳则从民族源流论证“桂阳桂山即招摇山”。从东汉高诱到清人王闿运，再到民国首部《辞海》，以至当代学者——近两千年学术追问，层层收束于桂阳北部瑶族聚居山区。

但“在桂阳”与“是桂阳北部的天塘山—扶苍山系”，终究是两个不同的断言。前者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指向，后者是一个精确的文化资源定位。文献可以告诉我们“在桂阳”，却无法告诉我们“就在这里”——那条最后一步的路，需要别的东西来走完。

而现代多学科证据的介入，让这条路变得清晰起来。发源于天塘山的白水执拗西行，与“西流注于海”的记载吻合；西汉在此设立“金官”实证“多金玉”；千家坪遗址出土的白陶礼器，证明这片土地早在《山海经》成书前已是史前文化高地；天塘山、紫顶山、扶苍山之巅的天然巨石阵，被世代传为女娲补天遗石，女娲伏羲祭祀至今列入非遗名录——地理、物产、考古、信仰，四重证据，层层叠叠，仿佛已将那部上古奇书的开篇之地牢牢锁定于此。

然而，证据链越是坚实，越经得起追问，也越应该被追问。西流的河流在南方山地并非孤例；“金官”所辖矿区未必限于今日桂阳版图；白陶礼器的文化归属仍在讨论；女娲传说在华南的流传，也不止桂阳一地。这些质疑提醒我们：山水与文献之间的对应，从来不是一一映射的简单游戏。那条最后一步的路，证据铺到这里，仍差最后一步。

正是在这个“差一步”的地方，陈士杰的价值浮现出来。

他不是《山海经》时代的遗迹，不是出土器物，不是民间传说——他是一个真实走过从桂阳到泰山、从山村放牛郎到封疆大吏的完整人生的历史人物。他的存在，为这套证据链增添了最关键的一环：一份来自晚清的“历史人物证言”。王闿运行状中详载的花园寨之战，便发生在漼水畔；他晚年题写的凉亭对联，至今仍挂在七孔桥边；《重修扶苍山寺记》中对扶苍山的深情描绘，更让这片山水获得了一个见过世面的儿子发自肺腑的认证。他用自己的一生，将这片山水的精神血脉带到了五岳之尊，又将泰山的文化雨露带回了扶苍山麓。

但问题随之而来：这份证言，是招摇山文明的真实延续，还是我们将一个晚清官员的偶然出生，编织进了更早的地方文化叙事？

陈士杰从未自称“从招摇山走出”——在他那个时代，扶苍山就是扶苍山，是《山海经》的招摇山还是本地的扶苍山，对他而言或许并不重要。是今天的我们，需要他是“从《山海经》第一山走出的人”，以便让这片山水获得“与泰山对话的资格”。这种“资格”的焦虑，本身或许就是“白水西流”的当代版本：一种急于被看见、被承认的叛逆与笃定。而陈士杰恰好站在那个位置上——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活过，然后被我们选中。

这并不意味着这份证言无效。恰恰相反，它揭示了所有文化建构的真相：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古老的山水“活”过来。陈士杰的价值，不在于他“证明”了招摇山，而在于他用一生证明了：这片山水，确实能够养育出一个足以走向天下、再回到故乡的人。文明的密码，从来不在器物里，不在文献里，不在那些看似定论的注释里——它在那些“恰好路过”的生命里，在那些“执拗西流”的河水里，不问归期，只是流淌。

白水西流的文明密码

白水至今仍在执拗地西流，一如数千年前《山海经》所记载的那样。它流过天塘山的天池，最终汇入湘江，奔赴洞庭。而漼水则向南流淌，流过扶苍山间的石塔，流过花园寨的古战场，流过七孔桥的凉亭，见证着另一段历史传奇。这两条同源而异流的河水，最终都汇入湘江，一同奔赴洞庭，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多元而统一的文明品格。

这条叛逆的白水，这条温润的漼水，见证了这片土地从七八千年前白陶礼器的虔诚，到西汉金官的繁忙，再到陈士杰率团练拒敌、晚年办学育婴的千年历程。

当我们今天站在天塘山顶，望白水西流；站在扶苍山顶，看红日初升，我们或许能够理解陈士杰当年的心境：何必东游乃小天下？招摇山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精神高度。但我们也需要追问：这种“不可替代”，是山本身的高度，还是我们赋予它的重量？

陈士杰以他的一生，在《山海经》开篇的（传说中的）招摇之山与五岳独尊的泰山之间，架起了一座精神的桥梁——至少，我们是这样叙述的。 这座桥，让古老的南方神话与北方的国家正统得以对话；这座桥，让桂阳的山水获得了与天下名山并峙的资格；这座桥，更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寻找文明坐标时，我们往往是在寻找自己的倒影。

陈士杰一生在两座山之间架桥，其实他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或许真正的“招摇”，并非某座具体的山峰，而是那份“敢于西流”的叛逆与笃定；或许真正的“泰山”，也非某个封禅的祭坛，而是那份“履险如夷”的担当与从容。——但“明白”这个词，同样可能是我们的强加。历史只记录他做了什么，不记录他“明白”了什么。

他生于斯，长于斯，将扶苍山的石头砌成了泰山的台阶；他老于斯，归于斯，又将泰山的云雨化作了滋润桂阳的书香。

白水依旧西流，不问归期；正如这山水间走出来的人，无论走到哪里，心中都自带一座山海。对于陈士杰而言，他从未真正“离开”过扶苍山——还是，他其实从未真正“到达”过泰山？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符合他作为一个人的真实体验，而非我们作为后人的叙事需要？

那轮红日，曾在扶苍山少年的眼中升起，也曾在泰山巡抚的眼前升起。它是同一个太阳，不需要任何“对话”或“架桥”来背书。白水西流，漼水南淌，它们只是流淌，不问是否“注于海”，也不问是否“庇多人”。或许，真正的文明密码，就藏在这种无目的的流淌中——而陈士杰，只是恰好路过，留下了几行字，几道石栏，和一个被后人不断重述的故事。（作者系桂阳县白水瑶族乡党委书记）

编辑：杨柳     二审：蒋海洋     终审：刘青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