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新常态”一词最早于本世纪初见诸西方报端，它指的是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发达经济体虽然出现了经济复苏，却无就业增长相随。这种较少出现的怪异格局，隐约地透露出不祥消息。2010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CEO埃里安在题为《驾驭工业化国家的新常态》的著名报告中，正式用新常态来诠释危机后世界经济低增长、高失业以及投资低回报的新特征。自那以后，大量国外媒体和知名学者开始使用这一概念，其蕴含的共识是：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将经历长期、深度、全方位的调整。201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对这一概念加以引申，她指出，全球新常态可以更贴切地被表述为全球发展的“新平庸”，其基本表现是：主要国家的经济呈现弱复苏、慢增长、低就业、高风险特征。2015年4月10日，拉加德进一步警告道：各国应尽快共同采取措施，否则，“新平庸”将变为“新现实”。无穷忧虑，溢于言表。可见，在国际上，新常态主要被用来刻画全球经济之长周期的阶段转换，其内涵的倾向，有几分悲观，加几分无可奈何。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常态。7月29日，在中南海党外人士座谈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集中阐述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等三大特点，并表达了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发展新机遇的乐观预期。到了2014年12月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新常态进一步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这个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个方面，详尽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成因及发展方向，并且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循名责实，国外和国内的新常态概念虽有相通之处，其本质却大异其趣。其相通处，在于国内经济新常态显然受到全球经济新常态的强烈影响。其不同处在于，国外的新常态充满了对经济长期停滞的无奈，甚至是对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恐惧；而国内的新常态则宣示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决心，并指出了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美好前景以及实现美好愿景的现实路径。

一、作为长周期现象的全球经济危机

  阐释如今这百年难遇、规模巨大、涉及面广、影响久远的重大国内外事态，显然需要掌握更具穿透力的理论武器。世界经济的长周期理论堪当此任。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已敏锐地指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世界经济长周期变动的反映，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全球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历史结果。”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必须从长周期的角度来理解仍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经济的运行及其变化；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也须从世界长周期的视角加以分析。

  长周期理论肇始于上世纪初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1925）的开创性研究。他对主要发达国家数百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存在着长度为50 年左右的周期性波动，而驱动其呈长周期波动的主要动力，则是重大科技革命和由其引致的固定资本的全面更新。

  康氏之后，大量优秀的经济学家对长周期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其理论架构和实践应用进行了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