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备受关注的“呼格吉勒图案疑似真凶”赵志红在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此前，2014年11月20日，呼格案进入再审程序，同年12月15日，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宣告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12月31日，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送达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支付国家赔偿金205.9万余元。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案。

  如今，前者冤情终于昭雪。聂树斌案由最高人民法院接掌，并指定异地重审，已说明此案颇具蹊跷之处。

  呼格案沉冤昭雪，聂树斌疑案异地复查，让人感受到法治中国的决心。只有坚持对错案疑案纠错澄清，才能在全社会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和对法治的信仰。

长达九年的艰难申诉

2014年12月31日，李三仁、尚爱云拿着儿子呼格吉勒图照片与《国家赔偿决定书》。

  1996年，不满19岁的呼格吉勒图因犯强奸杀人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处死，由此宣告了呼和浩特市“4 ·9”命案的终结。

  如果不是犯罪嫌疑人赵志红2005年的主动认罪供述，呼格吉勒图家人或许还将在屈辱和忍耐中度完一生。赵志红自我供述“有罪”，无疑是此案得以扭转的一个重要条件，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呼格的父母开始了长达9年的上访之路。从2006年5月24日至今，李三仁夫妇进京上访，留下的火车票就有46张。从2007年到2009年，仅最高人民法院给的回条就有18张。

  如今，呼格被宣告无罪。在呼格的父母眼中，最值得感谢的，不是司法机关，而是一名记者——新华社内蒙古分社高级记者汤计。他与呼格的父母素昧平生，为寻找真相和正义，9年来为呼格案再审奔走呼吁。

  从2005年11月23日，一篇名为《内蒙古一死刑犯父母呼吁警方尽快澄清十年前冤案》的情况反映开始，5份内参引起高层关注，导致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赵志红的一审被暂时“休庭”，诉讼程序进入“僵持”，相当于“枪下留人”，也为呼格案的重审留下了一丝希望。

  尤其是2011年5月5日，他与记者林超撰写的舆情反映《呼格吉勒图冤死案复核6年陷入僵局，网民企盼让真凶早日伏法》，推动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首次组成了呼格案复查组。2013年年初，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正式复查完呼格案，认定呼格案原审判决证据不足，后上报最高人民法院，为呼格案再审埋下了伏笔。

  值得庆幸的，还有前所未有的法治氛围。呼格案再审前夕，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出了铿锵有力的法治誓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也让尘封多年的冤案得以直面阳光。

  与呼格案类似，聂树斌案件再审决定的背后，也有诸多“功臣”。当事人父母不屈不挠固然重要，诸多学者和律师的助力也不能忽视。2011年9月11日，贺卫方、何兵等学者和60位律师在石家庄市聚会，讨论聂树斌一案并签署呼吁书，要求法院尽快启动再审程序。如此庞大和富有影响力的专业力量，无疑也是推动此案“回炉”的重要因素。

　当良知无畏、民心舆情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环境契合时，司法再审的滚滚车轮已经无法阻挡了。

办案机关疑点重重的“粗疏错漏”

  如今回看呼格吉勒图案，呼格被定罪量刑的疑点着实太多。神秘失踪的精液、莫名其妙的“铁证”血样、绝非“供认不讳”的笔供，似乎都印证着此案的蹊跷诡异。特别是赵志红落网后，主动交代了其1996年犯下的第一起强奸杀人案，就是让呼格被执行枪决的案件，赵对于犯罪地点和作案细节的供述，准确程度令人吃惊。

  更匪夷所思的是，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的“粗疏错漏”。如2006年11月28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赵志红系列强奸杀人案，检察机关进行控诉时，竟“意外”遗忘了与呼格案休戚相关的“4·9”女尸案，原本应指控赵志红奸杀10名女青年，也在公诉书中变为9名。而且，赵志红案自2006年开庭后休庭至今，竟然8年没有再审，早已突破了新旧《刑事诉讼法》的审理时限。

  呼格案为何成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有人将原因归结为惧怕问责。的确，当年办理“4·9”案的专案组成员，后来几乎都得到了提拔，在公检法各条战线上担任领导。这个案件一旦被翻转，问责无异于一场政法大地震。

  此言绝非空穴来风。接受媒体采访时，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的郝峰透露了一个重要细节。2005年赵志红供述“4·9”女尸案时，当晚他即安排警力秘密羁押赵志红，并要求所有与该案有关的警官一律回避。然而，严令之下，当晚仍有原专案组重要成员违反规定，单独提审赵志红。

聂树斌案也是如此，疑点颇多。如王书金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