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日本长期欺凌中国，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发动的法西斯侵略战争，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备受关注的《731》《南京照相馆》《东极岛》等影片，以具象化的历史叙事再度揭开这段血泪记忆，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极端残忍与邪恶，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值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廓清日本发动那场侵略战争的历史根源，不仅是对影片中苦难记忆的郑重回应，更是认清历史谬论、汲取历史教训、警示后世子孙的必然要求，对以史为鉴处理当今中日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狭隘种族观与武士道精神”的民族特性——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文化根源

独特的地理环境深刻塑造着民族性格与国家政策。日本作为四面环海、灾害频发的岛国，自我封闭、排他主义、危机意识与集体主义成为国民心态的底色。自镰仓幕府时期起，日本融合中国儒道佛思想与本土神道教，在“岛国情结”中孕育出独特的神权武士道文化。19世纪明治维新后，日本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强化了天皇专制与神道教国教地位，武士道精神渗透社会各层面，成为近代天皇制的宗教文化基础。其国民性格的特质具体表现为：

妄自尊大的种族优越论。日本称中国为“支那”、自谓“本邦”，“本”与“支”的刻意区隔凸显强烈本位意识。早在1000多年前《日本书纪》中，便记载神武天皇先祖“以全世界为家，并统一之”的“八纮一宇”遗训。他们自诩“天照大神”后裔，将这种宗教迷信转化为军国主义扩张的思想武器。满铁总裁大川周明宣称：“日本是地球最早建国的国家，其神圣使命是统治所有民族。”——这种逻辑与希特勒的“优等民族论”如出一辙，驱使日本将“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奉为“光荣使命”，形成“种族主义煽动侵略、侵略强化种族主义”的恶性循环。

矛盾扭曲的双重人格。约翰·脱兰在《日本帝国的衰亡》中精准描述：日本人“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推崇鲤鱼“逆流跃过瀑布”的勇猛，却对砧板上的任人宰割安之若素。这种双重性导致人格扭曲：信佛却嗜杀、重礼却残暴、尚科学却崇迷信、欺弱却媚强。这也解释了为何和平时期的良民，到了中国战场会变成南京大屠杀中的刽子手、731部队里的细菌战实施者和《南京照相馆》中冲洗屠城照片的日军士兵，在国内或许是温和的父亲，在南京却成了暴行的参与者。

崇尚武力的实力崇拜。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吸纳西方“适者生存”论与尼采权力哲学，将“实力至上”奉为信条。天皇政府以“强兵”为最高国策，强调封建忠君思想为军人精神之根本，对国民强制进行军国主义教育，以便把全国变成一座大兵营，把国民都变成“肉弹”，甚至奢望每个将士在战场上都能高喊“天皇万岁”而后死去。军国主义者视军刀为地位象征，将“武士道即对死的觉悟”与扩张政策结合，沦为虐杀狂与自虐狂。虐杀狂的表现就是对别国人民的侵略与屠杀，如731部队对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等实施“冻伤实验”“活体解剖”的暴行；自虐狂则表现为失败时剖腹自杀或逼迫伤兵和民众自尽，如《南京照相馆》中的日军摄影师因照片泄露选择了剖腹自戕逃避罪责。

“向西洋学习与向大陆扩张”的称霸国策——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政治根源

近代亚洲被西方列强入侵后，日本在被迫打开国门、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同时，并不甘心沦为“二等公民”，选择以“向西洋学习”图自强，以“向大陆扩张”谋霸权。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的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就提倡“以西洋文明为目标”，指出“日本人当前的唯一任务就是保卫国体……汲取西洋的文明精神”。与此同时，向大陆扩张的思想也得到逐步发展，并被日本统治者所采纳，作为国策付诸实施。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订了一份《征讨清国策》，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兵力配备、战略部署，逐次占领中国领土等等，都作了具体的计划。日本这套“学强凌弱”的逻辑被统治者确立为国策，具体表现为三大理论：

（一）“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的补偿论。在日本，根深蒂固地存在这样的看法：在欧美等国那里受到的伤害损失，必须通过对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侵略得到补偿，以使本国发展。明治维新导师吉田松阴1855年提出“失之于俄国之土地，偿之于鲜、满”，主张对欧美妥协、对中朝掠夺。明治天皇据此确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扩张政策，将侵略朝鲜作为侵华跳板。与吉田松阴关系密切的木户孝允在日记中写道：“希遣使节赴朝鲜，问彼无礼。彼如不服，则责其罪，攻其土，大张神州之威。”这些明治维新核心人物的疯狂言论，本质上暴露了日本的狼子野心，企图通过掠夺弱国、在牺牲中国和朝鲜的条件下弥补自己的损失，扩充自己的国力。

（二）“脱亚入欧”的殖民合理化论。所谓“脱亚论”，是指由已经通过明治维新而发展起来的日本通过武力帮助中国、朝鲜等其他亚洲国家“摆脱亚洲之陋习”，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共兴亚洲”的思想言论。1885年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宣称：“日本应脱离亚洲，与西洋文明共进退，对待中朝不必讲邻邦情分。”他在甲午战争中捐献1万日元支持侵略，声称“此战将定日本为东洋文明领袖”，其弟子尾崎行雄更鼓吹“并吞中国是为中华民族幸福”。这种“脱亚论”实质是为殖民侵略找借口，将侵略包装成“文明开化”的“义举”，《南京照相馆》中日军摄影师将屠城称为“平定”是一样的逻辑。

（三）“征服支那以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日本大陆政策始于丰臣秀吉16世纪的“征服朝鲜、占领中国、夺取印度”蓝图，1823年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明确将中国东北列为首要目标。1890年山县有朋提出“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将中国、朝鲜划入“必须用武力保卫”的利益线；1927年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抛出《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一政策推动日本接连发动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东极岛》中日军对海岛的侵占，正是大陆政策向外延伸的缩影。

“以战争起家，靠战争发家”的经济掠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经济根源

日本的“富国强兵”始终以中国的赔款、主权、资源为代价。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的每一次外交和每一场战争，无不直接以欺侮掠夺中国为目的。他们以战争起家，靠战争发家，每战必有所得，中国必有所失，形成“以战养战”的恶性循环。其经济根源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中国市场对日本资本主义的生存性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告诉我们，政治源于经济，经济决定政治。在日本看来，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且近代中国统治阶层昏庸无能，无法维护自己的领土和资源，于是日本就把中国的资源、人力、市场当作它发展经济的动力。据统计，甲午战争前日本对中国年输出额已近1亿日元，中国的原料与市场成为其资本主义发展的“生命线”。日本大资产阶级代表大隈重信曾直言：“中国是日本产品最有希望的市场，若中国内乱导致交易中断，日本企业将崩溃。”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如“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数项特权”等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中国经济侵略要求的具体体现。1931年，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所作的《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讲话，更是叫嚷：“满蒙的资源很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需的地区。”

（二）战争型经济的掠夺本质

井上清、铃木正四在合著的《日本近代历史》中指出：“近代世界史上，唯有日本不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1895年《马关条约》中国赔款2.3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3年财政收入）。1901年《辛丑条约》日本分得3479.31万两，这些赔款转化为日本的军工资本与教育经费。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夺取辽东半岛与朝鲜统治权。一战时，日本再次跑到中国领土上来对德参战，趁机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对中国而言，日本是远比其他列强更凶恶的敌人。如果说英国人更注重的是在中国的贸易利益，美国人更关心的是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俄国人最热心的是掠夺土地，那么日本人要的则是灭亡中国、统治和奴役中国，他们靠战争获取利益，用中国的赔款养肥自己，用得自中国的战利品填充欲壑，渐渐地形成了对战争的依赖，走上了日本特色的“富国强兵”道路。

（三）经济危机与人口压力的驱动

1890年，日本首次经济危机引发米粮暴动，统治集团为了摆脱国内的困境，把“激奋人心”导向国外，加速了侵华的步伐。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新的经济危机，处于内外交困的日本帝国主义，决定发动对中国的全面进攻。近卫内阁一上台，就致力于建立战时体制，并表明要以战争来摆脱经济危机，因而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4月，日本制订的《对南方的政策纲要》中露骨地指出：“在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过程中，日本和法属印度支那以及泰国之间、荷属印尼之间要确立密切的经济关系。”此外，人口因素也是重要因素。甲级战犯重光葵《昭和的动乱》一书记载：“甲午中日战争时期，（日本）有三千余万人口，其后三十年增加了一倍达到六千万，每年人口增加近百万。”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日本积极开发朝鲜、台湾，更是将中国东北视为“人口疏解地”，企图通过殖民统治解决生存危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影片让国人看见尘封的历史，触摸曾经的苦难，而认清历史根源的意义，远不止于回望过去。日本侵华战争的根源深植于其文化、政治与经济的深层结构，是长期蓄意谋划的必然结果，这一历史真相不容篡改、不容消解。

从现实维度看，当前日本部分右翼势力仍在美化侵略历史、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和平宪法，试图为军国主义招魂，这种行为既是对历史正义的背叛，也是对地区和平的威胁。正视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阻止悲剧重演：对中国而言，需以历史教育筑牢民族记忆的防线，让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暴行等史实成为代代相传的“活教材”，培养理性的历史认知与坚定的民族立场；对日本而言，唯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余毒，真诚向受害国人民道歉，才能卸下历史包袱，获得邻国与国际社会的真正谅解。

从国际视角看，守护二战历史真相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日本侵华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教训警示我们：种族优越论、军国主义、扩张主义等思想一旦抬头，便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国际社会应共同抵制历史修正主义，通过史料整理、学术研究、跨国纪念活动等，让历史真相成为照亮未来的火炬。

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以史为鉴”的政治基础。唯有在正视历史的前提下，才能构建真正的政治互信，在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中实现互利共赢。历史已经证明，对抗与侵略没有赢家，和平与合作才是正道。铭记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根源，最终是为了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在正确的历史认知中，共同走向更理性、更友善的未来。（作者系湖南省人大教科文卫委二级调研员，省人大常委会驻郴州市汝城县卢阳镇予乐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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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鲁杰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条英机亲历记》[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4+90.

3.彭玉龙.《日本否认侵略事实的文化根源》[J].《书摘》，2001，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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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2：8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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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柳       二审：蒋海洋        终审：刘青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