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很早就切身体会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和“人大代表为人民”的履职情怀。

我祖父龙儒恩、我爱人林硕民都曾是人大代表，我也承蒙人民信任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通道侗族自治县第十届、十二届、十三届人大代表。这种缘分如同一条坚韧的丝线，将我与人大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我见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通道侗乡的生动实践。我深知人大代表这一身份所承载的责任和使命。

通道侗乡人民欢迎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龙开娥赴京开会归来。

1958年，爷爷龙儒恩当选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三届人大代表的时候，我才10岁。爷爷凭祖传的骨伤治疗技艺在侗寨中声名远扬，他经常外出采药或行医，并经常在行医的过程中问群众“家里缺不缺粮，孩子读不读书”等问题。一天，爷爷早早地就背着捆好的被子等行囊准备出门，我问：“爷爷，您出门采药怎么还带被子去呢？”“我要到离我们家120多里路的县溪镇参加县第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要走一天呢，会议期间睡觉要自己带被子。”回来后，爷爷说：“以前县里面的事哪能让我们老百姓参与，现在县长和副县长都是我们人大代表投票选出来的！”爷爷说：“我还把我们群众严重缺粮的情况反映上去了，县里面的领导当场表态说，不久就会给我们解决‘返销粮’。”爷爷还提了关于兴办村小扫除文盲的建议。这时我才知道爷爷行医的时候问东问西是为了收集社情民意。因为爷爷认真履行代表职责，深得群众的认可，1960年又当选为通道侗族自治县第四届人大代表。爷爷的言传身教早早在我心中种下民本情怀的种子，我深切领悟到一位人大代表的价值所在。

1980年，我爱人林硕民当选为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七届人大代表。他跟我说：“党和人民的信任，让我感到自身责任重大。从此以后，我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医务者，还要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他一心为人民建言，认认真真履职，连续当选为湖南省第六届、七届人大代表，县第七至十一届人大代表。

他经常利用工作之余走街串巷，到菜市场找群众聊天。1986年以前，县城没有自来水，他从每年夏季医院收治的肠道疾病患者增多的情况，感到居民饮水存在严重问题，便联合其他人大代表在县人大会议期间提出修建县城自来水厂的建议，政府认真地办理该建议，通过半年的努力建成一座自来水厂，县城居民饮用到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

在省七届人大会议期间，他反映通道侗族自治县自被定为贫困县后，省政府对农村定购粮食给予了价格优惠，但是取消原来享受的奖售平价化肥、柴油的指标，对此农民意见很大。省政府对这个问题很重视，经过有关部门研究后，在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批准恢复平价化肥和柴油奖售指标。

尽管医务工作繁忙，他仍挤出时间到基层视察工作。他经常跟我说：“每次当我代表人民说点话，而又能起到一定作用时，我心里就感到无限欣慰。”

1989年，我当选为通道侗族自治县第十届人大代表。

履职之初，我是县中医院骨伤科的业务骨干，还要照顾因心肌炎住院的丈夫，辅导读书的儿子。我经常这样对自己说：“爷爷当年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都坚持为民代言，我也一定能克服困难，认真履行好代表职责。”为更加真实地了解人民的需求，我在为病人治疗的同时，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

1998年，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后，我深感自己肩头的担子愈发沉重，丝毫不敢有半分懈怠。我利用休息时间深入农村、学校、企业进行调研，收集群众的建议和意见，并认真撰写代表议案。其中，《关于把通道列为全国贫困地区重点扶贫县的建议》《关于尽快解决侗乡人民办车皮难、山里人外出难的问题的建议》等 8 件建议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件件都得到答复和解决。

龙开娥调研通道侗乡人民“办车皮难”、山里人“外出难”的问题。

通道侗族自治县由于交通运输极为不便，致使山里的优质农产品只能在本地低价出售或烂在田间地头，农民的辛勤付出难以获得应有的回报。为此，我深入各个乡镇、村寨，频繁穿梭于政府部门与群众之间，深入了解现行的政策，耐心倾听当地群众的心声和需求。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我将调研成果和群众的诉求转化为具体的建议，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尽快解决侗乡人民办车皮难、山里人外出难的问题的建议》，详细阐述侗乡人民出行方面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希望能够通过立法和出台政策的手段，为侗乡人民提供便捷的交通服务，改善当地群众的出行条件，从而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经过不懈努力，铁道部在当年6月21日以铁厅办字（2002）101 号函责成柳州铁路局将牙屯堡站的木材运输列入重点，优先安排计划，优先配置空车，按运输要求给予保证，还开通怀化到塘豹的绿皮火车。这一举措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打开了一条至关重要的通道，让湘桂黔三省交界的数百万群众受益。农产品得以更便捷地运往各地，外地的资源和技术也能够更顺畅地引入。

“人民选为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我深知，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经济发展，还涵盖教育、医疗、文化等各个领域。作为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我接触最多的是农民，对于他们的健康状况，我尤为关注。每逢节假日，我都会深入农村，到乡镇卫生院调研。调研中我发现，山区的农民存在看病难的问题，其首要难点在于医疗资源的短缺，大部分乡村诊所基本的检查设备与药品都很匮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农民的病情难以得到有效的诊治。为此，2004年在县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我向大会提交《关于开展义务诊断治疗活动的建议》，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召集相关部门领导开会研究解决。当年5月，由县卫生局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和医疗单位医务人员81人分成4个义务诊断组，前往全县21个乡镇27个边远村寨，为农民义务诊断治疗20多天，诊治群众6400多人，咨询7500多人，免药费4万多元；开展卫生知识宣传活动51次，发放卫生宣传资料1万余份。这一活动的开展，如春风化雨，滋润群众的心田。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家庭，在义务诊断治疗活动中看到了希望；那些地处偏远、医疗资源匮乏的村寨，迎来专业的医疗团队，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而且，这样的活动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一项惠民利民的长效机制，极大地解决山区部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回首过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深入人心，通道侗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爷爷、丈夫和自己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的几十年中，我切身感受到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主人翁地位。在未来余生，我将继续坚持民本情怀，在救死扶伤和为民服务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作者系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通道侗族自治县民族中医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