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冬奥时代的体育立法，理应秉持“公平、公正、权利”的立场， 向“更高、更快、更强”的方向演进。

在落幕不久的北京冬奥会上，除了精彩纷呈的赛事，“冰墩墩”等冬奥标志的知识产权保护，俄罗斯“花滑天才少女”身陷兴奋剂争议风波，韩国代表团不满裁判而诉诸国际体育仲裁庭等等，也留下了令人难忘的插曲，直观呈现了体育与“规则”“法治”之间的内在联系。

无独有偶，就在去年10月，体育法修订草案已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经历一审，正式启动了实施26年来的首次大修。在迎接冬奥会的时代语境下，体育法的修法之举，不应仅仅视为体育领域基本法的一次更新换代，更应成为体育立法全面提速的起点。其深层原因就在于，目前我国体育立法体系虽然已初成规模，但在关涉重要社会生活的立法版图中，相较于近年来文化、卫生、教育等领域立法的迅猛进展，体育立法的增长却明显落后。

因而，梳理当下体育发展和改革进程中的立法短板，全力加快核心制度的法律法规化，理应成为后冬奥时代的紧迫议题。更应看到，体育立法牵扯多维的价值诉求和冲突，如何作出合理平衡或取舍，决定了立法的观念底色和制度重心，也是未来推进体育立法的深层追求和终极意义之所在。

至为关键的是，体育立法应当坚守保障公民体育权利的定位。受传统体育体制惯性等影响，我国当下的体育立法，秩序优先的行政管理色彩依然十分浓厚，保障公民体育权利的制度设计则相对薄弱。体育法修订草案首次确认了“公民体育权利”，但这一原则性的立法进步，仍然有待具体法制开辟落实权利的通途。未来的体育立法，不仅需要设计满足公民多元化体育需求的普适性权利机制，也需要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农村居民等弱势群体的体育权益予以特别关怀，还需要大力强化对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体育从业者的权利保护。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向体育权利保障法的全面转型。

此外，体育立法应当合理规划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在填补竞技体育立法盲区的同时，应当将立法资源更多地投向大众体育，以扭转当下大众体育立法弱于竞技体育立法的失衡状态，为全民健身、学校体育、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等等提供更有力的法制支持。还有，体育立法应当妥善调谐体育公益与体育产业的利益冲突，构建目前极为欠缺的体育产业立法，对体育市场准入、体育产权界定、体育无形资产保护等关键议题作出法制安排。同时，要明确政府的监管权力和公共责任，厘清产业的市场权利和社会义务，最终在法治的轨道上实现体育公益和体育经济的双赢。

体育无国界。体育立法应当大力推进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的深度融合。我国的体育立法应具备国际视野，注入更多的开放性和融合度。体育法修订草案增设了“体育仲裁”章节，为我国摆脱长期缺失专业化体育仲裁的制度困境奠定了立法依据。在此基础上，有必要以单行立法的形式加以细化，真正建立起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与世界接轨的体育仲裁机制。同样，在反兴奋剂、体育知识产权保护、职业体育等纬度，我国体育立法也需高度尊重国际体育公约、规则和惯例，进而实现立法实施效益的最大化。

正如奥运精神所昭示的，后冬奥时代的体育立法，理应秉持“公平、公正、权利”的立场，向“更高、更快、更强”的方向演进。而经由法治力量加持的体育事业，也终将成为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助推我国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