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止庵出了本新书，叫《神拳考》，讲的是100年前义和团干的那些事。他在书里写了一句很沉重的话——这场战争真正结束的一刻，是义和团集体不相信刀枪不入的那一刻，在此之前是越不讲道理就越有道理的时代。
    这话触动我的内心。关于义和团，我现在认知，也已不限于上学时候读过的那些史料或教科书。这些年接触到很多史料与专著，让我对那个旧时代的荒唐与黑暗，有了新价值判断。当然，这些判断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史实，一是逻辑。我觉得，这样做判断，才是在讲理。
    我与止庵有共鸣，也觉得义和团那帮人太不讲理了。“撒豆成兵”“刀枪不入”，这种不讲理现象，是集体迷信造成的，不尊重事理物理造成的。集体无意识，或者说无敬畏，还有太平天国，后世不论怎么标榜这场运动有多少“义”的成分，但是，把屠刀伸向平民百姓，如同割韭菜一样疯狂掠杀，把千万生命推向死亡，就是极大罪恶。世间所有罪恶，都必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讲理。比如，不讲道理，不讲伦理，不讲情理，不讲法理。
    一个不讲理的社会是容易令人绝望的。不讲理的社会注定只会留下恐怖的记忆。我们为什么痛恨“文革”年代？原因也就是群盲之下，不讲伦理，残害人性；不讲法理，尊崇武斗。历史说明，一个年代，一旦出现集体不讲理的征兆，很可能就意味着一种时代危机的到来，对此，必须充满警惕，做好防御。
    不得不说，现在有些人或有些领域，也是不讲理的。更糟糕的是，明明不讲道理，还觉得自己很有底气。
    我有个亲戚是个退伍兵，这几年他生意做大了，不忘本，很朴素，对老人孩子都特别仁厚，做了不少慈善事，对我也特别关心照顾。但有一点我受不了，他抵制日货近于偏执疯狂。前几年掀起“保卫钓鱼岛”热潮，他每天都在奔忙，投入大量钱财宣传。有一次我问他，要是他当时在西安，会不会也上街砸车，他说肯定控制不住战斗激情呀，绝对会冲在最前面。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拉不回这兄弟那颗坚硬的心了。后来，他到我家，见我家有日本电视机，当场就要扔，他很有钱，非说要给我换更好的。我不敢买日本车，也是害怕他总是教训我。他爱两款车，一个是北京吉普，一个叫长城。我后来买辆JEEP，一直哄着他说自己无知以为那就是他说的北京吉普。
    在这方面，我没有办法与他讲道理，不论是情理、事理还是法理，随便我说什么，他都会拿出一顶“汉奸”帽子，把我噎回去。好在，他与我是亲戚，倒还不至于伤害我。当然，我也很少买日本货。问题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价值多元的年代，进入陌生人社会。社会上不断发展的社群或组织，必然要依照规则、制度生存。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社会现代化也就是要让社会走向理性化。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那位退伍兵亲戚，就属于这个时代不讲理的人，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也是一种危险的存在。
    这种人不是个别现象。类似这种不讲理的情绪与判断，在很多领域也都存在。一个不讲理的社会是特别危险的。现在必须提醒了，那种熟人或亲缘下的情感共同体，是时候要让位于市场和法治的规则共同体了，不能再用情理来对理性制度进行消解了，必须摆脱极度威权和魅力人治的治理模式了。做不到这些，社会就会掉进不讲理的泥沼，就势必容易带来群体性灾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