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乡戏是一种最高雅的文化。

年年岁岁，总有那么一段日子令人向往，令人难忘，令贫瘠的田野生长着一茬又一茬的希望，那就是唱乡戏的日子。

年初岁末，犁耙上壁，围着火塘的老人们几支“喇叭筒”抽过，喉咙便痒痒，抽出了往年的余香，一合计该唱几本了。

第二天，屋场里唱戏的消息便在乡间传开了。隔山隔村就有人来打探实信儿。等到唱戏那天，七村八寨的人就从各条山沟汇聚拢来，自行车、摩托车、三轮车，拉着苹果、桔子、瓜子的板车以及“11”路车，满满的一禾场，闹台一响，戏就开场了。

乡戏的正式名称叫临湘花鼓戏，在乡间却叫“嗡琴戏”。或者因为土生土长，干脆叫乡戏。也正是因为叫乡戏，才与乡下人最亲切。老老少少的乡下人都是乡戏滋养大的。

久病在床的二爹一听要唱戏，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指挥年轻人搬这搬那搭戏台。一个月乡戏唱完，病也没了。治他这病，也许医生不行，但乡戏却行。

著名的巴陵戏表演艺术家、临湘桃林人李筱凤从小就受到乡戏的熏陶。他曾经对好友王一中说过：“搭帮你忠防的王仲秋，我小时爱看他的戏，他对我的影响很大。”

王仲秋是临湘市忠防镇“三秋班”的名角。清末民初在临湘、岳阳、通城、崇阳一带流传着一首梨园歌谣：“三秋搭一天，外加潘神仙，还有一个袁桃生。”说的就是当时享有盛名的乡戏演员——三秋班的六位挑梁台柱。其中“三秋”就是袁金秋、袁银秋和王仲秋三人；“一天”指忠防镇徐家冲张达天，擅外角；“潘神仙”就是潘伢子，是云溪镇清溪村木岭潘家人，擅旦角；袁桃生擅生角，袁家墩上人。

最初的花鼓戏只是文唱，表演动作也脱离不了地花鼓、竹马灯和彩龙船的一套形式。到了清末民初，花鼓戏艺人对照大戏（巴陵戏、汉剧）自感相形见绌，从而向大戏学习。三秋班的袁桃生首先把“起坝”应用到花鼓戏里来。长塘人冯宝臣、冯春晖父子将乡戏与大戏结合，使一些民间的草班子成为正式的二弦班子。这些班子又名“雨交雪”，白天唱大戏，晚上唱乡戏。

几十年前，正是乡戏红火的时候，各乡各村的草台班子到处都是。在忠防唱戏的戏班里，大多是忠防新田畈烂柴湾和詹桥壁山黄泥岭的戏班子。他们唱的戏令人如痴如醉，回味无穷，恍然进入戏中的情境。在唱乡戏的时候，三月不知肉味可以，三天不看乡戏难啊。

乡下的戏迷一谈到乡戏便浑身是劲，无论识字多少，年龄大小，大多能讲得眉飞色舞，有板有眼。哪怕是没读过一天书的婆婆姥姥，对戏中的忠贤奸愚、孝逆善恶都能泾渭分明，戏里戏外的人生总能一目了然。乡戏教会了他们怎样明辨是非，做人处世，他们又用乡戏教育自己的儿孙。

因此，戏班子一到地方，请的人就多了，一个屋场一个屋场地唱，哪个屋场也不肯示弱，多多少少都要唱几本。看的人便一个屋场一个屋场地看。反正冬闲没有事，一路杏花村，一看看到底。唱戏的直唱得欢天喜地，悲天动地，呼天抢地，乌天黑地，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生死存亡，犹如身受；看戏的打着哈哈，抹着眼泪，扼腕顿足，抚掌捧腹，荣辱贵贱，人世沉浮，功名利禄，置之度外，直看得这百年人生尽如这梨园之事。

所以乡谚说：唱戏的疯子，看戏的傻子。但是“疯子”照样有人请，“傻子”照样还去看，唱戏的唱得喉干舌燥，自觉滋味无穷，走下台来又粉墨登场，在台上来一番英雄事业；看戏的看得头昏眼花，仍然抖擞精神，袖手旁观，在胸中养几分浩然正气。妇人孺子、牧竖耕夫，骂狗官骂奸贼骂昏君骂小人，直骂得痛快淋漓无人怨我，笑权势笑金钱笑势利眼，直笑得块垒全消荡胸涤肠，可恨则恨，可悲则悲，可歌则歌，可泣则泣。在山野不问朝政也理几分天下事，忧几分社稷忧。

在朝无乐，在野有趣。乡间野戏，多在野趣。那悠悠扬扬的琴声，那怨怨艾艾的唱腔，那沸沸扬扬的热闹劲儿，那浓浓郁郁的隽永味儿，总让人如嚼橄榄，回甘绵远，给人几分温馨，几分慰藉，几分激励和启迪。

编辑：杨柳        二审：蒋海洋        终审：田必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