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九月，我尚不满三岁，母亲把我送到离家不远的华容县南街小学幼儿园。这所小学堂是当年新开办的，我是第一批学生。

每天早晨，母亲都会送我上学。一进幼儿园，我便立即搭一把椅子伏在朝向校门的窗户上，望着母亲大声哭喊，直到母亲的背影消失在我的视野中。班上有一位蔡姓女孩子，后来成了我的小学同学，她也是哭学中的一员。一次她哭着拉着我母亲的衣襟说：“阿姨，你带我去找我妈妈好不好？”多年以后母亲和我一起碰到她，她牵着自己的小孩子，母亲翻出那件趣事，彼此暖心的笑声在街头久久回响。

南街小学规模很小。教学楼是由一栋旧办公楼改造而成的，只有四层，每层两间教室。教学楼前一片半亩大小的空地就是操场，操场的东边是食堂。我们每天在食堂吃中饭，没有椅子，所有的小朋友就围着两张圆桌站着吃。老师告诉我们：“站着吃饭长得高。”下午幼儿园还会发腰餐，无非是几块饼干之类的。母亲回忆说，我总是等到放学把饼干带回来送给她，经她反复叮嘱，后来我才肯在幼儿园自己吃。食堂门前有一座砖砌的“嗦嗦板”（即滑滑梯），那是幼儿园唯一的游乐设施。操场南边是围墙，居中的地方还开了一处校门，平时铁栅关闭，门外正对着的是一排盖燕子瓦的平房。如今，这些建筑早已不存在了。

因是初创，学生不多，除幼儿园外，小学好像只开办了一两个年级。老师大多是在其它小学退休了返聘的。有一位杨老师，当时应该有五六十岁了，是一年级的班主任，并不教我们。但她看到我们这些和她孙儿差不多大的孩子，眼中就充满了慈爱。一次，她见到我，便把大腿一拍，张开双臂，说：“来，坐到杨爹爹（华容县对于老者无论男女皆可尊称为爹爹）身上。”后来，她听说她班上有学生欺负我，便带我到教室指认，此后这种事情再未发生。带我们班的是蔡老师，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离开幼儿园之后我也只在读小学二年级时见到过她一次，但是她的样貌和声音至今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蔡老师当时应该只有二十出头的年纪，是学校最年轻的老师。一九九九年的“六一”儿童节，她带领我们表演节目，之后还照了一张合影。这张合影是我在南街小学幼儿园唯一的照片。

课间我们做过的游戏应该不少，我记得我们经常玩丢手绢和“荷花开”。有一次，我正在操场骑木马，许久未见的祖母不知从哪里回来了，她站在校门口倚着铁栅向我招手，我跑过去高兴地喊她。祖母掏出两块桃酥，用一张粉红色纸包住给我，不一会儿她就走了。我手里攥着桃酥，心里想着祖母，久久舍不得吃。

南街小学各方面的条件虽然简陋，老师们却十分负责。在南街小学幼儿园读完两年之后，我还不到五岁，已经学会了全部拼音字母和大量的常见汉字，会算一百以内的加减法。后来我在华容实验小学读一、二年级时，发现课堂内容都是南街小学幼儿园的老师教过的，所以再次学起来就很轻松了。

有一个学期，母亲忙不过来，只好委托她的师兄袁春华的夫人易文慧接我放学。易伯母非常热心负责，每天离放学还有一会儿她就到了，站在窗外望着我。放学路上经过东后街，那里有一家现打冰激凌的铺子，每次走到这里，易伯母都给我买一个，这成了我一天当中最享受的时刻。我考上大学那年去看望易伯母，当时她已经因高血压中风而全身瘫痪十年了。见我来了，易伯母激动得用含混不清的声音连声叫唤我的小名，望着我直流眼泪。这般场面，真可谓“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

前两年经过南街小学门前时，才知学校早已停办，校址改为它用。我在这所小学堂里度过了两年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虽然那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但是我在梦里时常回到南街小学，回到自己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