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民办厂子趣谈

20世纪70年代湘潭童谣中言：十六总白铁铺，剪铁如同剪烂布。十七总真奇怪，婆婆佬倌搞机械。这里的械字不念普通话的“泄”音，而念老楚音“盖”。

对湘潭民办厂子而言，七十年代确实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说最好，一是成本低。原材料货真价实，劳动用工成本低。人人讲诚信，不存在有人收货不付款。二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稻草来料加工做草绳子、草包的草制品厂，楠竹加工的竹器厂，用生石膏变熟石膏的粉笔厂等街头巷尾到处都是。三是政策环境好。因为都是小集体企业，无论是街道办事处还是一轻、二轻局都把这些厂子当亲生崽看，想法解难题，从不“打秋风”。那时无交税一说，工厂上交利润给相关单位。在群众监督下，厂里行管人员少之又少，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厂里也没有招待开支，老工人尤其是八级工的工资远高于厂长、书记。那时把人民政府叫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企业要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吃饭要按餐交伙食费。那真是劳动光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说最坏，一是劳动强度大。当时有机成本含量不高，能用人就不用机器。二是基本没什么福利。湘潭当时除湘钢、电机、湘纺等六大厂矿有汽水、白糖、绿豆汁和劳动防护用品发外，民办小厂子对这些想也别想。三是基本没什么研发。我家对门有个窑湾无线电厂，当时高音喇叭需求量大，他们就专做春雷牌电子管扩音机，这个机子因为是毛主席家乡生产的，行销大江南北。不过该厂无核心技术力量，一个总工还是采取星期六工程师的模式，以当时河西区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向市人民委员会打报告，从市无线电一厂借过来的。其它婆婆佬佬晓得焊点锡焊，绕点漆包线就不错了。后来该厂搞“两参一改三结合”，大干快上搞跃进，和沿江路粮店合作搞电动称米机，终因技术不过硬，米不是一下称少了，就是一下称多了。搞得厂内上下唉声叹气。当时还不晓得有什么研发风险、容错原则，只记得有一个晚上，该厂没关大门，街道张书记给他们讲话，张书记农村干部出身，讲话直套、声音洪亮，连我们住在对门都听得一清二楚：“要奋斗就会有牺牲，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的三大革命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之，最后赢得热烈掌声。

那时湘潭街上有三个厂名令外地人越想越玄妙。一是十五总的湘潭市竹器拉丝厂。竹器怎么拉得丝出？二是唐兴街的湘潭市紧固件蚊香制品厂。紧固件蚊香是什么样子？三是东坪镇的湘潭粉末冶金厂。什么粉末可冶出金来？这三个问题比湘潭不产槟榔而街头巷尾到处是槟榔摊都玄妙。

随着历史车轮的飞奔，这些厂子终于走进了历史的深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八仙桥那些扯粟壳的老人，端起一杯浓茶喝一口，还不时说起这些厂子。不时有南风拂过过去厂子的旧址，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一分钱

过去有一首儿童歌曲：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一分钱，今天的人听到很愕然，如今一百块钱都干不得什么事了，何况一分钱？而于过来人而言，一分钱的份量却不轻。

一分钱意谓的是节俭。毛主席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作想。备战、备荒、为人民。在那个时代没有消费是经济的三驾马车之说。人们的口头禅是：赚钱犹如针挑土，用钱好似水排沙。一饭一粥，常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那时如果谁一个星期吃得三次肉就属于大吃大喝了，用湘潭话讲就是“大呷犹如小赌。”是断然不可的“化孙子”（意指败家子）行为。一分钱可以买一斤白菜，两分钱可以买一盒火柴，一角二分钱可以买一包红桔香烟待客，一角五分钱可以到粮店称一斤米。好钢用在刀刃上，不乱花一分钱是那时候人的普遍习惯。那时候人们的工资普遍不高，三十八块钱是多数工人的平均月收入，所以一分一块都掰着用。一般很少制备新衣服，穿新衣要么是过年要么是出去做客，做事都要带袖套系围腰，莫把衣服污损和搞坏了，这样衣服经得穿一些。穿上新衣服，别人会讲你今天好抖冲，湘潭话就是很帅的意思。但天天抖冲是不行的，过去叫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作风，丢掉了劳动人民的本色。这样抖冲的人百难寻一，多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人。小时候我一直穿的就是我姑妈穿过后又改小的花棉袄。那时都是如此，只要干净整洁不邋遢，就没有人会笑话。那时候人们会把一分、二分、五分每天节省下来的钱，放入竹筒做的储蓄罐里，到年底劈开竹筒也是一个小期盼、小惊喜。

一分钱是儿童的小快乐。那时儿童手头一般不宽裕，普通工农家庭的孩子每天零花钱以一分、两分为度，到“六一”儿童节和生日，父母可能给五分钱，过年压岁钱多为一块钱。所以钱来得不易，用时也反复掂量。那时在唐兴寺学校附近的筷子巷有几家卖醋浸藕、浸桃子、浸红薯片的小店子，一到散学的时候，叽叽喳喳围满三五个小学生，买一分钱醋浸产品，先是慢慢舔外面酸甜的水，再是一小口一小口咬，最后每个指头还要吮一下，回味余甘。当然小学生也不光只买零食，两分钱一块橡皮、三分钱一支铅笔、六分钱一个作业本也都是在这零花钱中“节衣缩食”出来的。留足五分钱，还可挤到电影院售票窗口去买一张电影票，看一场电影能高兴好久。那时湘潭河西还只有建设电影院，1973年，电影《园丁之歌》受批判，老师要我们分清香花与毒草，我们从留下的零花钱中很早就买了一张票，中午吃了中饭，就从十八总往建设电影院跑，结果一到门口，工作人员拦着不让进去，告知是下一场的。结果我们只好在雨湖边上足足等了近两个小时，然而劲头十足。

一分钱是品格的培养。那时学校一是设立班级储蓄角。班主任老师要求每个小学生把手上的一分、二分钱存到小储蓄员同学手中，然后在每个同学名字下，用笔记下存了几分钱，每月看哪个存得多些。每月退还一次，每月总结表扬一次。记得有一次乡里暴雨成灾，湘潭话叫乡里出了“溜子”，湘潭话把龙叫“溜子”，风从虎水从龙。看到乡里受灾，小储蓄角经大家同意主动将月存款交到学校，多的学生有五角多，少的也有一角多。平素班上有一个存款最多的同学这次排第二，老师一问缘故，原来他在上学路上碰到一个乞讨老人，他看到老人可怜，就把准备存的五分钱给了老人。老师了解后给我们说：“学雷锋做好事，不是为名，就是要有这份心。”好多年过去了，老师的话还响起在我的耳边。

好久没用过一分钱了，如今只微信、支付宝能显示到小数点后两位。但无论时代怎么进步，一分钱在我心里总排在第一位。

公社干部

20世纪80年代公社改乡，大队改村。那时农民还习惯称乡政府为公社，村为大队部。1986年我大学毕业，一个“猛子”就扎到最基层，城市郊区某乡政府当办公室秘书，成了农民口中典型的公社干部。少不更事，当时觉得豪情万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佩服当时的勇气：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毛主席讲：“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小平同志也讲：“要有那么一股子气呀、劲呀。”那时真有那么一股子精神和劲。

首先是一股狠劲。千难万难，基层最难。上面千根线，下面一口针。当年的考核没现在这么多，没现在这么繁，但烦和难比现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有两大难，一是粮入库、税上交。二是人结扎、崽不生。一个村由联点领导带队，三四个乡干部家家户户去走。不管红日高照还是三更半夜，晴天一身灰，雨天一把伞。那时是人走生了，狗走熟了。农户家的狗看到生人会狂吠，看到我们乡干部，连狗眼都不抬一下，自顾自忙自己的事。那时经常有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时，农业税还没废止，交公粮是农民的第一大天职。有首笛子曲叫《扬鞭催马送粮忙》，反映了觉悟高的农民为国家作贡献的喜悦心情，但还是有不少农民要我们乡干部去催。有一次我们好不容易催拢几户用几十个蛇皮袋装好早稻谷，装满了一手扶拖拉机。满以为大功告成，结果因为人货混装，交警不准拖拉机进城，农民因为是交公粮，气壮得很，天不怕地不怕。最后搞得我们乡政府干部两头讲好话息事宁人。交警说我们是农民政府的官，农民骂我们是清朝政府的官，两头都不讨好。

还有一次，连续一个星期大雨如注，一个晚上涨了一米多深的水，油垅冲里闸门没来得及打开，以致近千亩田和数十户农户遭水淹。当时正好乡党委书记和我在乡政府值晚班，接到摇把电话传来的消息，我们二话不说，跳上一辆轮式大拖拉机车厢，一路飞驰，拖拉机厢子无减震，人都蹦得出。好不容易开到闸口边，我们两人奔上闸门使尽全身力气向上摇闸门。因为水压，摇把很难摇动。水闸在汹涌的渠水推动下还摇晃起来。当时真是稍一迟疑，我们两就可能因公殉职。我们想办法从拖拉机上找来一根铁棍，两人合力，你推我撬终于松动了闸门。看着积水从渠中奔涌泻去，不由吐了口长气。

其次是入乡随俗。八十年代末，正是公社解制，联产承包责任制兴起之时。那时农民有一句话，叫做：“有吃有穿不求你，有了事情要找你，事没办好要骂你，违法乱纪要告你。”乡政府的干部呢则是，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但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在新旧交替时机，道变我亦变。一是进千家门，晓万户事。乡驻村干部和村干部一起家家进，户户都喊得名字出。那时一个乡干部如果进村没有农户喊喝茶喝“邵夫子”“浏阳河”，肯定是平时“不格人”的干部。所谓不格人，就是平时喜欢端架子，别人望而远之的人。二是吃百家饭，喝上门茶。那时还不时兴下馆子，村里也不集中开餐。快到饭点时，就到就近的农户家联系，到他家搭个餐。所谓搭餐无非就是多添几双筷子几个碗。家道殷实的农户会去称一斤肉，再到自己塘里用笆杠捞一条鲢子鱼，到菜土里摘点新鲜时蔬，弄几下就是一桌好菜。干部吃饭也不是白吃，统一餐标是一餐交两角钱、四两粮票。这个好传统直到八十年代末才逐渐废除，改为到餐馆去吃了。三是解万户忧，帮千人困。群众再小的事也是公社干部的大事。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在群众口里无意中蹦出来，公社干部就要牢记在心，想方设法帮他们解决。某村反映水渠堵了几百米，“双抢”时节，从韶山灌区引来的水到不了村。我们闻令而动，找区水利局申请资金以奖代投请民工，连夜开工疏通水渠。这样的事还有很多，猪不吃潲、牛不下仔、塘里缺水等这些事一桩接一桩，你帮群众不声不响地解决了。群众的评价就是，某干部人合适，肯帮忙，没得话讲。

三是标配随身。所谓标配，其实就是工作用具。一为单车。方圆几十里就靠两脚蹬。那时汽车、摩托车都稀罕，公社干部清一色都是骑自行车。二为雨具。多为雨衣雨靴。爬坎下田，风里雨里，全仗这两样。三为手电。那时一落黑，到处黑黢黢的。没有手电晚上寸步难行。有一次防汛接零点班，我骑着单车就往堤上跑。骑着骑着就觉得不对劲了。平时七八米宽的堤面感觉变宽了，立马刹车踮脚，用手电一照，已骑到堤边，下面就是一泻千里的湘江，若非手电一照，老夫差点休矣。四是钢笔本子。那时无手机、无手提，有什么事全靠笔写本子记。碰上钢笔无墨水了，还要用手甩几下，霸蛮写。

1990年，我离开了乡政府，当时是欢天喜地，至今不觉已32年了。现在回过头一想，尽管当年艰苦异常，但用搪瓷把缸喝刚蒸出的谷酒；带刺的生黄瓜从棚架上刚摘下，随手在衣袖上擦一下，咬到嘴嘎嘣一声；隔条垅熟悉的村民还在喊：“张干部，你哪天得空到我塘里来钓鲫鱼子，喝米酒子……”老同志告诉我在基层不能光耍嘴皮子，人要忠心，火要空心……

我不当乡干部已很久了，但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乡干部。

编辑：杨柳    二审：蒋海洋    终审：司学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