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决策过程更具有前瞻性，不仅是一个科学决断的问题，也是一个民主的人道主义问题。

　　在中国，煤改气“被叫停”是一个奇观。多年来的煤改气已经不止一次被叫停了。一项公共政策，为什么就那么难以落地呢?

　　先说一则海外奇闻。2018年11月，瑞士人用公投的形式否决了一项动议，该动议由瑞士农民阿明·卡保罗提出。这位农民呼吁政府以补贴形式鼓励畜牧业者保留牛、羊等家畜的角。瑞士官方发布的结果显示，动议遭到54.7%的选民反对。反对者指出，动议每年耗资将高达3000万美元，会“吸光”其他活动的资金。而提出动议的卡保罗认为，公投“让人们更加关注奶牛的生存条件”。

　　若是按照我们的习惯思维，瑞士人简直是闲得没事干了!为了牛羊的幸福指数，竟然还要搞什么公投!不过，在瑞士人看来，如果不诉诸民意，这个农民兄弟的合理化建议如何获得保障?如果恰巧瑞士“农业部”某个爱护动物的领导也认同给予农民补贴，或者反过来恰巧碰到一个讨厌这个提案的领导，他的同意还是不同意是否合理，由谁来决定?

　　公投作为民主决策的一种形式，显然并非是科学结论的最合理途径。但是，公投实现的是民意基础上的合法化，让公共决策直接体现民意偏好，避免权力的独断专行和对集体权利的侵害，同时可以调动公民参与、树立爱国热情并获得民众广泛支持。

　　我国煤改气的过程，恰恰是一个权力直接干预权利的过程。烧煤还是烧气，既是一个个体选择问题，又是一个市场选择问题。煤炭已经完全走向市场化，定价权在市场，而燃气并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定价权在国家和国有企业。如果让老百姓选择，一定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种燃料，既包括成本，也包括使用便捷度、清洁度等。如果承认人的偏好的多样性，则煤炭和燃气一定会为不同人所选择。如果为了考虑某种其他因素而对偏好进行干预，收窄定价权，则一方面会让一部分人感到权利受剥夺，另一方面则会人为制造市场垄断。

　　当偏好受到剥夺影响生计乃至生存的时候，尤其是当被剥夺者发现因剥夺而导致不公平现象的时候，抵制就会发生。于是一项公共政策就会大打折扣，而强行推行则会带来更大的抵制。

　　由是观之，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对民生大事，透过公开和广泛的讨论，对民意进行测试，感受民众的偏好，获得民众支持，会使政策在时间的维度上和空间的选择上增加弹性，尽可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相形之下，行政化的指令由于缺失民意温度，政策的包容度较低，效率思维占据主导，带来的后果不仅剥夺了老百姓的选择权，也会因为利益的强行分配而导致不公。比如煤炭经营者和燃气经营者，前者民企居多，后者是国有企业，强行推行煤改气让人感觉是与民争利。

　　一项公共政策受到抵制，常常在于抵制者有“寻租”的空间。当老百姓感觉烧煤比烧气更划算的时候，任何道德说教都是难以打动他们的。治理大气污染是公共产品，让老百姓配合治理，等于是要让老百姓个体去承担公共产品供给的任务，这是对集体行动逻辑的背离，也是不切合实际的，除非国家能够完全替代他们因为煤改气而付出的成本。实际上，煤改气后，一些地方供气不足，甚至出现中小学生跑步取暖现象，老百姓消费成本上升，替代成本无人买单。

　　当前，人大的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目前的认识和实际运行还停留在结果合法化而不是过程合法化，停留在权力的效率而不是人道主义。正是因为价值取舍的偏差，导致了目前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尴尬。当前，各地正在普遍实行的民生实事票决制也许可以缓解这一困局，但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让决策过程更具有前瞻性，不仅是一个科学决断的问题，也是一个民主的人道主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