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2017年3月30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的一则“鹦鹉案”的刑事判决，一进入公众视野就引发沸沸扬扬的舆情。

江西九江籍在深男子王鹏三年前在工厂里捡到一只鹦鹉，带回家小心饲养，后又买回一只配对。三年来他细心钻研，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自学养殖鹦鹉技术，竟然无师自通，孵化出四十多只鹦鹉。2016年4月，他出售过两只鹦鹉。但没多久买者（贩鹦鹉者）被抓，供出了王鹏。王鹏被抓一年后，一审以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王鹏不服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了上诉。

无独有偶，此前的天津“气枪案”、大学生“掏鸟案”、东北“玉米案”、河南“野草案”等均引发了人们的热议。对于此类案件，我们是机械司法还是综合考量天理、国法与人情？这值得人们深思。

任我行（读者）：

王鹏贩卖2只自家饲养的鹦鹉，被罚3000元获刑5年，此事件引发舆论哗然，也让读者惊出一身冷汗。为什么判得这么重？只因该男子出售的这两只鹦鹉不普通，俗称小太阳鹦鹉，学名为绿颊锥尾鹦鹉，属濒危野生动物。有网友说，“野生动物保护法是保护野生动物的，压根没想到人工饲养繁殖的也犯法。”当事人王鹏也悲观地表示，“我估计绝大部分人也和我一样，还不知道养这种鹦鹉已经触犯了法律。”大部分网友都认为“王鹏冤枉、量刑过重”。到底冤不冤？一种声音认为，王鹏将两只属于受保护品种的鹦鹉出售，违法情形已经构成，其对相关法律规定的不熟悉，缺少违法性认识，不足以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定性。

该案一审判决书称，“虽然本案所涉的鹦鹉为人工驯养，亦属于法律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由此来看，此案是于法有据的，是合法的法律结果。从法治角度来说，这样的判决，体现的是法律刚性必然。而在另一种观点看来，王鹏出于对鹦鹉的喜爱，对其进行繁殖，并不以牟利为目的，而是因为妻子、孩子生病，家庭经济拮据，难以继续照顾鹦鹉，才将鹦鹉出售，主观上恶性较轻，客观上也未对社会造成危害，一审的“顶格判决”，量刑过重。

这个案子值得我们深思，它给一个家庭带来了悲剧，也给更多的人敲响警钟。贩卖人工养殖动物触犯法律，这是很多人共同的法律盲点。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加大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力度，不能让民众与法律脱节。从立法层面来说，保护野生动物不能光靠严刑峻法，法律是需要人性的，应该结合实际给予更多的人性关怀。对民众而言，要主动了解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禁区和违法责任，知悉相关法律规定，不再“稀里糊涂就违法犯罪了”。目前，王鹏已上诉，他的二审律师徐昕将为他作无罪辩护。我们期待下一次的判决结果，能实现法理情的有机结合。

唐东楚
（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伦理学博士后）：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互联网上就有一个撩人眼球和引人深思的新奇司法案件出现。这一次，是深圳“鹦鹉案”。

单从该案的定罪量刑来看，该案一审判决的说理和量刑倒也不算完全的离奇和荒唐。但从该案涉及司法的各个方面来看，确有可能存在不少的问题。

第一，该案的法律依据，可能存在时过境迁、与现实脱节，以及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做扩大解释的问题。该案一审判决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将“野生动物”扩大解释为包括“驯养繁殖”的物种，或许在当时人工驯养技术相对落后的时间背景中尚具一定的合理性，但经过15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