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是我国立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当前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提出了新要求，应从立法选题、立法变通权、批准程序、立法体制等方面加强我省民族自治地方立法。

      我省民族自治地方包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通道侗族自治县、江华瑶族自治县、城步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麻阳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自1986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省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先后颁布实施了8件自治条例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乡村公路条例》等26件单行条例,有力推动了民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但是，当前，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和困难。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思想认识方面的误区。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沦为争取优惠政策、解决问题的工具，而无视自治地方立法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秩序、安全、公平等价值，以及对少数民族公民行为的引导、教育等作用。存在为立法而立法的情况，比如有的地方为了“申遗”需要，在现有单行条例已有规范的情况下，又对“申遗”对象进行专门的立法，浪费了立法资源。认为民族自治地方没有立法空间，已“无法可立”，没有认识到少数民族群众特有利益正是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空间所在。
      对立法重点把握不准，缺乏民族特色。当前我省部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内容多为照搬照抄上位法的规定，或是简单模仿外省的规定，没有体现当地特点。有的脱离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需求，如针对当前我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现状，提出加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方面的立法，其合理性值得商榷。
变通权运用不够。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的运用存在误解，认为立法变通权是无限的，没有认识到变通权的客观性。对变通事项不清楚，提出较多的是对上位法中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规定提出的变通要求，而变通的理由并非基于当地民族特点，显然不符合变通的要求。对变通的程序不清楚，由于变通的事项一般涉及上级有关国家机关的放权问题，条例若需变通，应先与有关国家机关就变通事项沟通协调好，而不是直接在条例中规定变通了事。
      条例批准等相关程序有待完善。我省地方立法条例仅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批准程序作了原则规定，而对与条例批准相关的其他程序，比如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单行条例年度立法计划向省人大常委会的报送、单行条例起草过程中与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的沟通衔接、审查批准条例过程中发现违法问题的处理等相关程序，没有进行规定。在工作实践中，对条例批准条件把握过严，部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条例进行审议时，对其中存在的立法技术、文字表述等方面的事项进行审查把关，混淆了自身制定法规与审查批准条例的界限。
　　
加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几点建议
      立法选题应当符合民族特点。一是加强对本民族特点的把握。就我省民族自治地方而言，苗族、土家族、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民族习俗、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发育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这种差别构成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特有利益，维护和保障这些利益就是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空间所在。二是加强对当地实际需求的把握。在征集立法项目时应考虑更加广泛的范围，在立法中应紧紧围绕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事关少数民族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使所立之法能够真正管用。三是尊重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规律。在遵循为民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等一般立法原则的前提下，更加注意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在条例起草中应广泛听取意见，通过适当途径让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参与进来。
      用足用好立法变通权。一是要把握变通的依据。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变通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是依照当地的民族特色，而不是根据诸如处罚太轻起不到规制作用、给予民族自治地方一些优惠等理由对上位法进行变通。二是拓展变通内容。当前我省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集中在婚姻、计划生育等范围较窄的民事行为领域，应进一步拓展到少数民族特有的交易风俗习惯、民族语言文字、民俗、民族特产、特色旅游等更广泛的领域。三是争取上级部门支持。民族自治地方对于立法中需要变通的事项应反复研究,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取得上级部门的支持。
      完善条例批准程序。一是进一步完善省地方立法条例中有关批准民族自治地方条例程序的规定。增加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单行条例的年度立法计划向省人大常委会报送、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