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哥哥姐姐都叫父亲“爹爹”。爹爹是生产队的保管员。家里放着一把生产队保管室的钥匙，铁制的，象个倒山字，只是中间那一竖比较长，约有六七寸。我还没有读书，有一天无意发现了那把钥匙，就拿着到处玩。爹爹歇气回家喝水发现了，很不高兴，一把将钥匙夺去了。妈妈说：“铁做的呢，细伢子玩玩有么子事。”爹爹说：“是公家的呢，搞坏了还得了。”说完不由分说，他就把钥匙锁进了柜子里，不管我怎么哀嚎都没有用。爹爹出去后，妈妈看着眼泪盈盈的我说：“你爹爹傻呢。”这是我第一次听我妈说我爹“傻”。后来我慢慢长大，不断听到了爹爹“傻”的故事，也亲眼见到了他是怎样的“傻”。

爹爹3岁的时候，爷爷病故了。他和姑姑、叔叔是阿婆一个人含辛茹苦带大的。土改的时候，苦大仇深的爹爹表现积极，成了贫协的保管员。当时斗地主、挖浮财，收缴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和其他财物，都由爹爹保管上交。他经受住了金钱的诱惑，没有私拿一针一线。当时姐姐是个五六岁的小孩，看到仓库里有一双漂亮的绣花鞋，哭着闹着要穿。爹爹硬是没有同意。后来土改干部把那双鞋分给了姐姐，但她的眼皮已哭肿了。

1963年，我国开展了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的四清运动。这场运动给我的家庭和我本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自查自纠的时候，我爹爹发现一张买牛的付款收条找不到了。生产队的负责同志说，我爹爹贪污了一头牛，是“四不清”，要严肃处理，断了我家的口粮，给我家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当时我刚出生，家里没有粮食，妈妈也断奶了，我每天只能吃煨红薯。这样熬了一年多，县里的社教干部到村里来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后及时调查处理，作了三点结论：一是收条丢了是工作上的失误，要吸取教训；二是牛还在养着，卖牛的生产队也有证明，不是贪污；三是补发了停发的口粮和工分钱。他为我爹爹平了反，摘掉了“四不清”的帽子。当时妈妈对爹爹说：“告子告孙，以后不要当这个保管员了。”可是爹爹在社教干部进行批评教育后，没有任何的怨言，又勤勤恳恳地干起了保管员。妈妈说爹爹不记痛，冒得哪个比他傻。

从我记事起，到八十年代初划分责任田，生产队的稻谷都是由爹爹和另外一位同志负责翻晒。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每年双抢时，中午红日高照，太阳无情地炙烤着大地，大家都在家歇凉。为了避免中暑，下午要3点以后生产队长才会吹哨子要求社员出工。可是每天中午我爹爹吃完饭以后，就戴着大队奖的斗笠，拿着一壶水去了晒谷场。过不了多久，妈妈就要我给爹爹送茶。那是二哥从部队带回的一只很大的搪瓷缸，装得一两斤水。晒谷场上象个蒸笼一样，热浪滚滚。爹爹佝偻着瘦小的身子，在晒谷场上不停地用耙子把金灿灿的谷子一排一排地翻转，汗水不停地从他身上冒出来，我看到他的眉毛上起了一层薄薄的盐霜，青色衬衣完全湿透了，紧紧地蒙在了身上，现出一根根肋骨。我眼冒金星，脚底发烫，一会都受不了，拿着爹爹喝空的水壶逃也似地回了家。我对妈妈说：“爹爹真厉害，那样经得晒！”妈妈说：“他哪里厉害呢，他那是傻，工分一点也不比别人多。”我不止一次听妈妈问爹爹，是哪个要他去晒谷的，那样大的太阳，不晓得在家休息，是要短阳寿的。爹爹说，冒哪个要他晒，是他自己去的，是他自己想晒。他说，那么多的谷子，只有趁着大太阳，才会尽快地晒干晒透入库，要是不及时晒完，下雨谷子发了芽，那才叫人心痛。

大约是73年5月的一天，爹爹在队屋里整理着农具，忽然七叔来了。他拿着一只旧麻袋，对爹爹说：“章胡子，跟你打个商量。我家劳力少，吃饭的人多，现在家里断粮了，不晓得能不能跟公家借几十斤谷。”爹爹说：“留在仓里的谷是晚稻做种的，借不得哟。”七叔絮絮叨叨说了很久，爹爹都不同意。最后七叔发火了。七叔比爹爹高了一个头都不止，块头又大，指着爹爹的鼻子就骂开了，声音越来越大，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