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刑法修正案（九）。综观此次修法行动，其中备受瞩目的一大修法方向是强化人权保护，一些重要条款的创新或废弃历经激辩、博弈，甚至直到最后一刻方有定论，堪称观察当下刑事立法价值趋向的典型标本。

性权利的平等保护
    在中国社会的大众认知中，大多将女性或儿童视为猥亵等性侵行为的受害者。而在现实中，成年男性遭到性侵同样不乏其例。但多年以来，我国刑法更多注重的是女性和儿童性权利，却忽略了对男性性权利的全面保护。
    1997年刑法大修后，针对猥亵行为分设了猥亵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后者的犯罪对象虽然未区分性别，但仅仅局限于14周岁以下的儿童。这意味着，性侵14周岁以上男性的案件，既不构成强奸罪，也不构成猥亵罪，这一群体的性权利实际上无法得到刑法保护。
    正因为刑法缺失对非儿童男性的性权利保护，现实中诸多性侵男性的案件，大多只是因为同时伴有其他犯罪情节而以其他罪名追究刑责，或者仅仅处以治安拘留，甚至因无法可依或执法偏软而最终不了了之。近年来颇为典型的案例是，2013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副校长张大同被曝长期猥亵、性侵该校多名男生，引发舆论哗然，但最终张大同只是被校方免职解聘；2014年，重庆合川区一名男子因性侵一名男青年遭警方抓获，但因警方认为同性性侵无法明确定罪，只是教育一番便放行。
    正是基于性侵犯罪的现实，刑法修正案（九）将强制猥亵罪的定义由原来的“强制猥亵妇女”修改为“强制猥亵他人”，这意味着猥亵罪的犯罪对象扩大到了男性。这一立法突破，不仅使我国法律首次确认了14周岁以上男性的性权利，也引入了男女性权利平等保护的理念，无疑是提升人权保障的一大亮点。
    不过，仅仅将强制猥亵罪的犯罪对象扩大至所有性别，而强奸罪的受害对象依然局限于女性，在许多人看来只是有限的进步。这意味着，性侵男性的行为只能以强制猥亵罪予以追究，而无法区分行为特征、情节轻重，以法定刑期更为严厉的强奸罪加以惩治。
    事实上，刑法中还存在不少贴有性别标签的罪名。比如，刑法既规定了未加性别限制的侮辱罪，同时又规定了侮辱妇女罪，有学者认为，两者完全可以合并成统一的侮辱罪，对受害对象不分性别地加以平等保护。再比如，刑法中规定了拐卖妇女罪，但面对“黑砖窑”等拐卖男性强迫劳动的案件，却无法予以定罪，只有构建去除性别限制的拐卖人口罪，才能破解其中的困境。
    能否在刑法层面进一步去除性别标签，已是未来不可回避的修法议题。

“买主追责”的步步追问
    多年以来，司法机关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持续保持严打之势，却未能从根本上遏制此类犯罪。究其原因，尽管对于拐卖行为的制裁力度已相当严厉，但对于收买行为却打击不力。而其根源则是，刑法针对买主的追责规定过于“宽容”。
    此次修正前的刑法，虽然设定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但当年基于便于解救等因素的考虑，又同时规定，买主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然而，特定条件下的“可以不追究”，在司法实践中却常常异化为“一律不追究”，以至收买行为渐渐滑向非罪化的误区。
    正所谓“没有买卖，就没有拐卖”，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之所以屡打不绝，一个重要诱因是收买市场的旺盛需求。而对收买行为的轻纵，恰恰助长了“买方无风险”的心理错觉，最终导致打拐努力陷入扬汤止沸的困境。
    正是出于对各方呼声的回应，2014年10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作出了重大改进，将特定条件下“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原有规定，修改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意味着，对于收买行为将一律做出犯罪评价，由此，“收买即入罪”的原则已正式确立。
    不过，修法草案一审稿保留的“免除处罚”的口子，却引发了巨大争议。显而易见，现实中收买被拐儿童的买主，大多出于延续香火的目的，很少出现虐待被拐儿童的情形。而“免除处罚”的口子，很可能使绝大多数买主仅仅被定罪，却免于刑罚。许多有识之士因此呼吁，应当进一步紧束收买被拐儿童犯罪的宽宥条款，以彻底打消买主的侥幸心理。
  &n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