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

 在古代，特赦体现了皇家恩泽；在现代，特赦体现了法治的制度自信。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实施特赦，体现了仁爱精神和人道精神。

    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特赦令，决定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对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这也是自1975年以来，40年后再次启动特赦，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特赦的历史与现状
    在我国古代，大赦和特赦的历史十分悠久。战国时期编撰而成的《尚书》最早记载了大赦制度。至少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开始对有罪人员进行大赦。大赦的时机比较多，很多皇帝选择在登基、更换年号、立皇后、立太子、打胜仗、灾害天气等情况下，颁布大赦令，赦免一批罪犯。赦免罪、刑虽起源和盛行于古代的封建社会，但一直延伸到现代。这也并非是我国特有的做法。在当代世界各国的宪法中，规定实行大赦及相应赦免制度的宪法就有60多部，特别是在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宪法中，都有规定。
    我国1954年制定的宪法有大赦和特赦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实行过大赦，而只实行过特赦。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曾进行了7次特赦，体现了这一制度的当代活力。
    第一次特赦是在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此前发布的特赦令，进行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国民党战犯中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第二次特赦是在1960年11月28日，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第三次特赦是在1961年12月25日，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61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第四次特赦在1963年4月9日，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第五次特赦是在1964年12月28日，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第六次特赦在1966年4月16日，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第七次特赦是在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此前，毛泽东曾批示：“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甚至在诸多细节方面也展现了宽大为怀的人道精神，比如特别交待有关待遇：“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这是距今最近的一次特赦，此后40年没有再施行特赦。
    赦免是国家对犯罪人免除罪或刑的一种法律制度。赦免包括大赦和特赦两种。大赦是国家对不特定多数的犯罪人的普遍赦免。这种赦免及于罪与刑两个方面，即既赦其罪,又赦其刑。被大赦的人，或者不再认为是犯罪，或者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特赦的涉及面相对很窄，是指国家元首或者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已受罪行宣告的特定犯罪人，免除其全部或者部分刑罚的制度，也就是说特赦的对象,是免除刑罚的未执行部分,应当按照特赦决定规定的日期予以释放,而不是免除犯罪人的全部刑罚予以释放。经特赦免除其剩余刑罚执行的犯罪人,视为刑罚已执行完毕。以后无论何时,都不能以先前的刑罚没有执行完毕为由，而再次对其追诉。特赦的罪犯释放后再次犯罪的有可能构成累犯，要从重处罚。

抗战纪念前夕特赦的特殊考量
    特赦在我国是依照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特赦的整个过程都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所确定的程序来决定、实施、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特赦的决定权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特赦后由国家主席颁布特赦令。经由人民法院裁定,人民检察院予以监督,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予以执行。
    此次特赦的四类罪犯包括：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这四类特赦对象均具有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