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可靠保证。本文通过对湖南湘江保护立法前后进行比较分析，阐述如何有效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是指通过立法权的行使、发挥法的规范作用进而发挥其社会作用，以先进理念的价值引导和体制机制的制度安排等根本性措施，促进和保障经济社会的发展。《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实施两年多时间里，省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有序推进条例及其实施方案确定的各项体制、机制，条例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比较明显。
　　
湘江保护需要立法引领和推动
      湘江是世世代代湖南人民的母亲河，是湖湘子弟的生命所依、情感所托、灵魂所系、未来所期。在我省境内湘江干流长856公里，流域面积为85383平方公里，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40％；流域内人口4000多万，约占全省人口60％；流域内生产总值占全省GDP的70％。从水资源的角度看，湘江是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湘江流域在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然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湘江流域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提升，水资源供求紧张、水污染防治任务艰巨、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在水污染防治方面，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工业污染、生活污染等污染叠加，采矿、造纸、冶炼等重化工业的发展，导致湘江流域内工业废水中汞、镉、铅、砷的排放量，分别占到全国排放总量的55.5%、37.9%、15.4%、35.4%。这已经造成湘江流域范围内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脆弱、水生物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以水资源为依托的湘江流域区域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
      虽然我省曾在湘江保护和治理的制度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与“四化两型”建设的要求相比，与新时期湘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相比，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相比，湘江保护尚缺乏强有力的法律规范支撑。这就要求我们积极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拓展湘江保护和治理的新思路，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引领人们的行为方式，为全面开展湘江保护工作提供最坚强的法制保障。
　　
立法引领和推动湘江保护的实践
      湘江保护立法始于2008年列入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省人大常委会经过四次严肃而认真的审议，在2012年9月27日通过了《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13年4月1日起施行。在条例施行同期，省人民政府将湘江保护与治理作为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并配套出台了《〈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实施方案》。条例及其实施方案紧紧围绕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等突出难题，引领创新多项体制、机制，细细把脉湘江流域保护与治理的现状、问题和对策,以探求治江治水之法，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坚持统筹协调，构建湘江保护体系。从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全局出发，构建了湘江保护规划体系、湘江保护联动体系和湘江保护目标责任体系。
      坚持保护优先，保障湘江生态安全。在总则中开篇名义明确了“保护优先”的原则，全方位强化水资源保护与管理、加强水域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
      坚持综合治理，改善湘江水体环境。条例要求湘江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健全湘江流域重点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等水环境保护制度，规定省人民政府编制湘江流域产业发展规划，依法关闭非法设立或者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涉重金属企业。
      坚持创新机制，夯实湘江保护基础。条例率先建立了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湘江流域上下游水体行政区域交界断面水质交接责任和补偿机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立法引领和推动湘江保护的实践效果
      条例实施两年多时间，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有序推进条例及其实施方案确定的各项体制、机制，阶段性实现了“保证水量、优化水质、改善生态、畅通航道”的湘江保护工作总体目标，条例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比较明显。
      强化调控与效率，增加湘江水量。一是提高蓄水能力。湘江长沙综合枢纽、涔天河水库扩建等重大工程的加快推进，对科学调节水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严格用水总量控制。湘江流域8个地级市严格贯彻执行条例确定的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即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2015年，用水总量控制在218.1亿立方米以内。三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湘江流域8个地级市全面实施居民阶梯式水价制度，开展污水处理费、垃圾处理费及供水水质价格体系改革。
      突出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