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淮南扶老事件，应算阶段性的有了结论。警方经认真调查取证，认定女大学生扶起倒地老人反被要求担责之争，为交通事故，女大学生负主要责任，老人承担次要责任。
    此事几经反转。在媒体报道中，此事最初是女大学生扶老反被讹，接着是多人指认老人确实被女大学生撞倒，接下来双方各有证人，网络上对双方质疑不断，而关键视频缺乏。现在经派出所、交警大队缜密工作，结论作出，双方还有提出异议的机会。
    不必讳言，事件发酵过程中，主要的舆论倾向于女大学生扶老被讹，从而为一段时间来“扶老有危险”的说法作进一步的背书。有的网络媒体还再次集中被报道过的各种“扶老被讹”事件，加强人们的印象。
    我对此事的发展，首先关心的是为什么视频会被认为具有关键的作用。固然，如果视频存在，那么“有图有真相”，一望可解决许多争执。然而，我们这个社会，摄像头的数量和密度都已经可以在全球首屈一指了，仍然会经常遇到“关键视频缺乏”的问题。这里面，有视频不翼而飞，有关键时间、关键角度可疑地缺乏，但恐怕也确实不无监控真的存在盲点的情况。但是，一个社会出现任何事情，最后都演变成调看监控，没有监控就好像无法作出结论，这是不正常的，甚至可以说，一个离不开监控的社会是可耻的。世界上生活着几十亿人、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似乎只有我们才特别需要无所不在的监控，离不开一言一行的盯梢，否则就可能什么事情都说不清楚，难道这不可耻吗？
    现在，安徽淮南扶老事件被定性为交通事故，而不是一起讹人与被讹的治安事件。如果这不全是监控的功劳，我将感到一点欣慰。虽然调查费力，毕竟我们还是可能不依靠监控而弄清楚一些事情。我们固然要依法治国，固然要证据，但也并非仅此就足以治理出一个好社会。例如两个人在场，一个人甩了另一个人一耳光，然后说“你没有证据”，于是打了就白打了，这难道应该加以理解、被认为正常吗？一个好社会，是需要道德在场、良知在场的。
    我对媒体一遍遍强固“扶老麻烦多”的社会认知，也深不以为然。可能，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也发生过不止一起，每一次都报道一下，然后再集纳起来，能够塑造出“不要扶老人”的共识。倘若同样的办法来运用一下，那么这个社会有哪个人群可以得免于恶劣的刻板印象呢？以职业分，哪个职业都将因此而变成坏人群体；以阶层分，哪个阶层都会因此变得恶名昭彰；以年龄分，除了小孩无辜，哪个年龄段都将因此成为恶人，甚至小孩也不免于“熊孩子”的抱怨。但这样是否能够代表社会生活的实际呢，是否能够让人感到社会还有可以期待的东西呢？
    我们是否认为，把监控完备到没有缝隙，治理才会变好；我们是否认为，将每个人群都污名化，才得到了社会生活的真相？这是值得回答的严肃的问题。■